当年道是寻常事：忆和平里
我是1950年代初期到和平里的，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小学和中学时代。 刚到那里时和平里地区才开发，周边还很荒凉。母亲工作的北京市第一疗养院的那几栋灰色二层楼，时称北郊大楼，是出了安定门往北数得着的建筑。那时医院的大门开在南面，要从蒋宅口向东拐进去。医院大门里面有一个圆形的花坛，一条向右的甬道通向东面的办公楼和几排平房宿舍。那条甬道两边有侧柏构成的围墙，很漂亮。甬道进入福利区后就没有围墙了，但仍然高于两边的地面。60年代初那场暴雨，医院一片汪洋，只有甬道还高出水面。50年代末期，化工部搬到了医院北边，无轨电车也开始在化工部和医院之间驶过，医院的大门就搬到了公交方便的北面。
父亲去世早，母亲当护士一人带我还要上夜班，所以我的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是住校度过的，对和平里印象不深。三年级时，因为盖北京火车站学校不能住了，于是转学到了和平里三小，我家在这里一直住到1970年医院搬迁去甘肃。
这所医院是我童年时期的乐园，也是青少年时期成长的家园。宿舍南面和地坛之间有一个变电站，那里草丛密布还有内战时留下的碉堡。医院和变电站之间有铁丝网，但也挡不住我们探险的步伐。医院东面是一个几十亩地的苗圃，中间有一道水沟，那是男孩子们打游击的好地方。60年代中期和平里商场建起来了，壕沟上一度曾经架起过跳板供人们来往。那时化工部门前曾经很土气，当过公交车的终点站，有过一个卖小吃的铁皮房。记得一次母亲下班晚了没有饭吃，食堂的郭大爷说：到后边化工部那儿吃馅饼去吧。
医院是得现代化风气之先的地方，这不光是指来自西方的医学科学。医院有俱乐部、花房、图书馆和运动场，比较早的有了大家共享的电视机——现在还记得大家一起看电视时的欢乐，周末常常有舞会，节日里还有叔叔阿姨们的歌舞和戏剧表演。这些对我们成长中的心灵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医院生活也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一般医护人员的居住条件和多数国民一样简单而逼仄，我和母亲住的一排（序号，共有五排）相当于筒子楼，大家用公共卫生间和浴室，狭窄的走廊里每家一个蜂窝煤炉，到了夏天苦不堪言。不过这也让宿舍有了胡同文化的特点——各家之间没有隐私可言、邻里相处如家人一般。
医院不是世外桃源，在这里也经历了时代的风雨。1957年反右，一帮小孩子去办公楼看大人贴大字报——一个叔叔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搞大跃进，医院的空地上砌起了土高炉，还把钢管砸扁嵌入剃须刀片搞超声波加热，热火朝天很是热闹。后来三年困难来了不再热闹，大家在医院的篱笆墙下开荒种地给各家增加点蔬菜。1966年来了，那时医院已经改名叫北京市地坛结核病医院，人们又以那么大的热情投入了政治斗争。文革中正常的生活程序被打乱，有传染性的结核病人不但跑到家属区和医护人员一起闹革命，还跑到附近的地坛公园散起步来，搞的附近居民看到穿我们医院病号服病人的就避之不及。
1968年夏天，我离开和平里去内蒙插队。但是这里有我的家和我从小熟悉的一切，仍然是我心底一块温暖的地方。两年后一封电报把我召回北京：医院要按毛泽东给农村送医送药的指示下放甘肃了。后来我也从内蒙去了甘肃，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才又回到北京但是从此再没有回到和平里。在外省生活的二十多年中，让我魂绕梦牵的是和平里的一切：是变电所草丛的虫鸣；是清晨路边等车时医院楼房的灯影；是地坛神道边郁郁葱葱的松林；是雨中接母亲下班时打过的雨伞……人对自己的故乡都会有一种心理认同感——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其实我出生在南京，小时候在云南生活过几年；父亲来自河北农村，我也多次去过那里；而我的母系不太远的祖先又来自浙江绍兴，家族中至今保留着南方外婆的称谓。但我对家乡的认同感似乎更多的寄放于北京的和平里，因为这里给我留下了最多的成长记忆，尽管我对南京、昆明、河北唐县和浙江绍兴也都保持应有的敬意。
回到北京后曾经去旧地寻找当年的记忆，这里已经变成了新的和平里医院，一片高楼林立。发小带我在一片民居的警务办公地找到了当年仅存的遗迹——五排，如烟往事瞬间涌上心头，一时不能自己。人间如梦，只有夕阳依然在那昔日的旧墙上洒下暖暖的余晖。
初写于2014年，2019年1月重写
我10岁。远景为化工部大楼，近景是医院东楼。
母亲和外婆，1969.背景是我住过的一排宿舍。
1970元月医院搬迁前夕，和来看望母亲的北京密云农村青年合影。地点：医院大门，北京是化工部大楼。
一直走发表于2019-01-09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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