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6：读《度的艺术》
残酷而光辉的历程——读李泽厚《说历史悲剧》笔记 之三
三、“度”的艺术
“作为‘中庸之道’的‘中国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在于把握‘度’（适当的比例、关系和结构）来处理一切问题。它既不是‘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更不是‘合二而一’的‘全输全赢’（一方吃掉一方）。
“ 我仍然欣赏美国人类学家C.Geerts的看法——人群有诞生日，个体没有；成为人就是成为个体。就是说从历史根源看，没有脱离人群而独立出现的个体，从而自由派的理论基石并不成立。另方面从现实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今天的个体权益，特别是今后如何实现和发展个体所独具的潜能、才智、性格，已成为人之为人的所在。即今日成为人，也就是成为一个‘自己’，而这，却又是民粹派或社群主义的理论所忽视或否认的。这虽只是我个人对C.Geerts此言的解释，但我以为这比较好的纠正了上述两派根本理论上的缺失。即从历史说，从历史渊源和人类根由说，有比个体权益更高的价值。社会正义和道德义愤之所以能如此激奋人心，伦理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独立本体，具有强大力量，其故在此。但从现实说，即从历史发展到今天说，革命年代已过，个体利益突出，千家万户都在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为此改善，都在要求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特别是企业家资本家们。我之所以赞成吸取自由主义许多具体要求，而不在意它的基本理论的谬误，也就因为它符合今日历史潮流，这也就是历史主义的精神。今天中国人作为人必须从各种传统、他属的束缚下尽可能的解放出来。虽然人及其活动思想、情感等等都始终是他所属的人际环境和历史传统的产物，但今天不能因反对原子个人主义而退回到以‘社群’‘人民’‘国家’‘阶级’或某种‘新集体主义’为基础上去。相反，仍应进一步研究如何发展个体独特性，以此为根本基地，来考虑今后的集体走向和历史发展。”
“ 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下，我提出了‘告别革命’的‘四顺序说’，即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四大问题（或四个方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它们不是截然划开的四个历史阶段，而是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却又可以分出轻重缓急、先后顺序（包括时间顺序）的。这个‘顺序论’，特别是我将经济发展列于首位，将‘政治民主’置于最后，遭到了各方面的猛烈攻击。它被批判为‘拥抱专制’（自由派）和‘背叛人民’（民粹派）。”
“ 本来，把‘经济发展’列为首位应该与自由派不冲突，但由于根本理论有异——我的出发点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特别是生产力<科技、工具>是社会基础）和原典儒学（‘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而不是‘原子个体’、‘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西方理论，所以为自由派所不容。‘个人自由’，两派当然都不反对，但我着重论说的是个人自由并非先验原则，它必须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现实或要求才有意义。今天人们能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婚姻、迁徙、就业等自由，减少了‘定量消费’的不自由，正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必然’变化。当然，我不认为所有自由都可随经济发展而自发产生，而只是说，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为争取各种自由创造必要条件和客观基础。但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却仍然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
“ 第三项社会正义，为民粹派所强调，自由主义基本采取回避态度。社会主义应当是社会正义最突出最明显的代表，在中国，毛泽东把它列为现代化行程的首位，非常具体的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原则。如为避免贫富分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在农村批‘发家致富’，推行高级社、人民公社；为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发动文化大革命，大反‘资产阶级法权’，大整‘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毛一直希望迅速消灭城乡差别、体脑分工、幻想取缔八级工资制，废除货币和分工（如五七干校、学工、学农、学军)等等。这远非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更置个人自由于脑后。这个毛式‘社会主义’的理想曾经极大的鼓舞过中国人民、知识分子以及西方左派。但结果如何，大家清楚。没有现代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前提下的社会正义和追求平等，可以将社会弄到何种悲惨地步。可惜殷鉴未远，已被忘却。”
“最为两派诟病和批判的是，我把政治民主置于末位。这里所谓‘政治民主’指的是被认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多党制、普选制等西方现代民主体制。我一直认为，这远非中国当务之急。没有前面三项作为客观前提，所谓‘政治民主’如不是对广大人民并无意义（如印度），便是极不牢固一夜之间便可踪影全无（如非洲、南美走马灯式的政体更替），或者为黑（社会）金（钱)所操控。从世界史的经验看，俄罗斯、伊朗、以及菲律宾、海地，都因置政治民主于首位，于是或引发革命，或造成无政府状态，使社会动荡、倒退，经济直线下降，人民困穷，国家贫弱，悲惨至今。所以我以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如同它的‘经济发展’一样，需要寻求一条自己的改良之路：循序渐进，扩展人权，司法独立。其中，渐进有序的开放舆论，逐步实现言论自由，监督行政权力，便是当前有效地民主之路。而这，也正是‘个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总之，自由派和民粹派反对把经济发展列为首位，一个要求立即实行政治民主，一个激烈呼吁社会正义；我则仍然强调经济发展第一，但日益重视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自由问题。我一直以为只有经济发展是无可争辩的‘硬道理’，其他均属有条件可讲的‘软道理’。”
“民粹派夸张当今社会的不公正、非正义，宣扬后现代主义的相对性、特殊性等等，自由派夸张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的合理性，宣扬启蒙主义的客观性、普遍性等等，我都以为是失‘度’。如何将这四者在理论上研究、认识，在实践上处置、安排的‘恰到好处’，使其比例合适，结构合宜，而且随时间和问题的不同而随时调整，使四者关系既不失顺序，又处在不断地微调变化中，从而使国家与社会、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民主、民族利益与国际合作等等关系得到稳定的动态安排，便是关键所在。凡此种种，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努力总结经验，作各种创造性的具体探究和实验示范。这也就是我所谓的‘西体中用’和‘转换性的创造’。这个‘度’，应由政府与老百姓共同掌握，通由舆论、法律等形式形成彼此协调、良性互动；而理论工作者于此更有责任。总之，我所以强调‘四顺序’和‘度’，是希望今天和今后能使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的悲剧性虽不可避免，却应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本就是追求杂多、矛盾中的比例协调，关系恰当，结构合适，形成‘中’、‘和’，从而使社会相对和谐地平稳发展，以减缓严重的悲剧对抗。”
“于是，该回到历史悲剧问题了。就世界史看，如福山所说，自1806年耶拿战役后，历史已经终结，近代民主政制将无可避免的征服全世界。这个被自由派斥为‘浅薄的乐观主义’、被民粹派斥为‘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简单’观点，如果置放在马克思主义（即认为现代科技和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我以为仍是可以成立的。在这意义上，今天为中国民粹派所高扬的贫富、宗教、文化的严重冲突，也将像历史河流中有过的壮观涟漪一样，最后仍将消失。……当然，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历史并未终结，那种‘没有血腥的无聊生活’也为期尚远；为争取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仍然指望着人们的英雄气概。但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毕竟过去，散文时代失去了英雄，迎来的是后现代的颓废。”
“历史本是集体事业，伦理却是个体精神。经济愈全球一体，生活愈同质化，消费文化愈发达，活的愈繁荣、富裕、‘快乐’，人便愈要反抗各种异化。个体愈益成为权力机器（科技机器和社会机器）的附属品，也将愈发现自己的生存是如此之珍贵和无可替代。从而多元的文化、信仰和精神世界，并不会因物质生活同质性的历史终结而同质而终结。也许未来世界在‘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中，在‘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中，可以去寻找历史与伦理的某种统一？尼采本世纪初鼓吹肉体生存和超人英雄，至今激动人心。尼采要求超越善恶，反抗平庸，成了抵抗历史的伦理命令。看来人性与人文的一致和冲突中所包含的这个二律背反，还将有一个漫长复杂的展示路程。于是，人随着历史，仍将在悲剧中踉跄前行，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