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应当保持风貌，少做荒唐事。
这是2006年的一篇旧文《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40多年前，一个改建故宫的计划在神秘地进行着，故事以一些人的悲剧收场，使一些人的声名流传。故宫博物院院庆80周年之际，40多年前几乎改变故宫命运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回眸・检视・展望――写在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之际，》披露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
它进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令人困惑的梦魇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古十八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他这样分析：“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好大喜归’，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回忆起当时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生前向笔者作了这样的说明。
毛泽东三登宫墙不入宫
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围城之时，带着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期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是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首都规划随即展开。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意见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现东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于导致张奚若1957年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都只登城墙不入宫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宫改建计划？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无人知晓。
“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批判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计划改建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4年，《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中提到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路，仅为众方案之一。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谈北京城》一文中为故宫改建造势：
“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1964年，在六家设计单位拿出规划方案之后，北京市办了一个展览，故宫改建方案在内部专室展出。几种方案都是内部探讨式的，并没有形成决策和事实。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故宫改建方案，哈哈一笑离去。
展览期间，吴晗在颐和园听鹂馆请客，一些市领导和规划师到场。席间，吴晗谈论故宫，引经据典，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收录了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称“故宫决无‘人民性’”，“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
文章罗列了“劳动人民”对故宫的看法：“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咱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砸烂故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1966年6月至7月，奉先殿工字型大殿被改为长方型。毛泽东像被挂于奉先殿内，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予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十一座、泥塑马一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5月间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宫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坏。
1970年，故宫钦安殿前抱厦五间被拆除（2005年修复）。
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博物院为此编写《故宫简介》，印出“毛主席语录”：“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1973年3月27日，因洛阳白马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需要，按上级指示，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全部文物被调拨洛阳白马寺，至今未归还。搬运文物时，慈宁宫大佛堂建筑彩画遭到破坏。
1972年，设计高度逾百米的北京饭店东楼在故宫东侧兴建，施工中发现其构成对中南海的窥视，东楼高度被减至87?6米；1974年2月10日，经国务院批示，五座遮挡性楼房在故宫西华门内南北两侧开工，次年11月22日竣工。
此前，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被周恩来否定。
周恩来提出，北京旧城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45米。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提及当年的故宫改建计划，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说。
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一次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回忆道，“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陆定一否掉的正是那个要在故宫内开马路的方案。“这条路计划从西华门横穿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谢辰生说，“方案是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
在这次会议上，陆定一大发雷霆。
“陆定一说，‘封建落后’，故宫就是封建落后嘛，不封建落后哪叫故宫呢？‘地广人稀’，留个地方给老百姓游览休憩，有什么不好？我看，故宫一万年也不要点电灯泡，我们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个个都是‘保皇党’！”当时有两位中央领导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但陆定一死力上谏，才使故宫得以保全。
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之际，陆定一之子陆德投书《北京日报》：“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六十年代初挺身直谏，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摘自《读库》0602，同心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30.00元）
首先对博雅散人的研讨精神表示敬意！北京变得北京人自己都不认识了。北京的包容和厚德，把自己搞得没有立锥之地了。这几天外地人回家过年，北京的大街小巷真清静。舒服！北京人不好干工作，因想八小时工作后，回家享受业余生活。外地人干工作爱加班，把八小时的工作耗到加班做，即拿加班费还比回家舒服（办公室夏有空调，冬有暖器）。可有的领导却觉得北京人不如外地人敬业。诸如这般，北京人郁闷的事多了。
完后回到现实里来心碎哇
咱也不是什么老北京，只是祖上大清嘉庆年间到北京。我上中学的时。班里有个男同学据说家里在明朝就开始信天主教，是北京早期的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