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探源工程”面临的问题
“探源工程”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将龙山时代等同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将黄帝视为距今约5000年前这种主流认识可能恰恰是错误的，而炎、黄文化对应于仰韶文化，炎帝族对应于半坡类型、黄帝族对应于庙底沟类型这种非主流认识可能是正确的。在此我们有必要作更深入、全面的考察、探索。
首先，史前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有较明显的对应关系的是：宝鸡北首岭以及整个渭水流域的史前文化（主要是半坡类型）与炎帝之间的关系；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与少昊之间的关系；山西陶寺文化与尧、舜之间的关系；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与鲧、禹之间的关系。这几对关系在学术界几乎得到公认，争议最少，因为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文献资料的吻合度最好。
在这个框架下，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文化刚好在各方面都是契合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但前者偏早后者偏晚，后来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很快衰亡而庙底沟类型在中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繁荣和发展，这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同源黄帝战胜炎帝取而代之十分吻合；在年代上，庙底沟类型大体介于半坡类型与大汶口文化之间（三者有重合部分），与古史传说中的排序“炎帝、黄帝、少昊”也十分吻合。
其次，仰韶文化的时空和内涵在史前考古文化中体量最大、最丰富，影响最广泛、深远，这与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十分吻合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中，又以后者传播最广、影响最巨，这里可借用苏秉琦和王仁湘先生的有关论述来说明。
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与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起源有关（奇怪的是苏先生竟将红山文化视作黄帝文化，这可能也与“黄帝距今约5000年”这种传统观念有关，因为据此前的考古发掘在约5000前红山文化的进步性和文明特征是最为突出、显著的），他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说：“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仰韶文化，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分化出一个支系（宝鸡北首岭上层为代表），在华山脚下形成以成熟型的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48]。
王仁湘先生对苏秉琦所说庙底沟类型“玫瑰花枝图案”采取读阴纹（地纹）的方式认读，发现它们构图十分严谨、纹饰清新秀美异常，而且都是旋纹。王先生在研究分析了仰韶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彩陶旋纹后总结说：“旋纹图案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是一个目前还不能完全破解的认知体系，我们暂可以将它假设或猜想为原始宇宙观体系，还有待更深入的论证。
旋纹从一时一地形成，在完成起源的过程后，迅速向周围传播，以不变的方式或变化的方式流传，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正是由旋纹图案的传播，我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49]。庙底沟类型的繁盛和影响，在古史传说体系中，也只有黄帝能够当之。
再次，古有“三易”之说：一说伏羲连山易、神农归藏易、黄帝乾坤易；一说神农连山易、黄帝归藏易、周代周易；一说夏朝连山易、商朝归藏易、周代周易。我以为真实情况有可能是：伏羲时代创《连山》易，神农时代继承之，神农时代又创《归藏》易，黄帝时代继承之，而黄帝时代又创《乾坤》易（后来的《周易》源于此），夏、商、周则依次承连、归、周三易，故历史上有各种“三易”之说。《汉魏丛书》所载北宋史官毛渐在民间发现的《古三坟》（即伏羲连山易、神农归藏易、黄帝乾坤易）的真实性已有王兴业、田合禄等学者研究、论证，认为不伪[50]。
《归藏》易在商代的存在则在考古学上已得到证实[51]。我以为，关于炎、黄行《归藏》易的传说，证之于仰韶文化，也是非常吻合的。《归藏》易的一大特点是首卦为纯坤之卦，按传统的说法是崇阴贵坤，《老子》思想与此有关；黄帝行《归藏》易，黄帝被古人编为中央之帝，中央属土（即地、坤、母），这些当是“黄老”能够合称的根源。
在整个中国史前考古文化中，唯有仰韶文化又特别是庙底沟类型与《归藏》易的文化特征能够吻合；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口沿纹饰及其内涵表达，主要以阴纹、地纹的方式出现和完成，而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纹饰“玫瑰花卉”型图案，全部以地纹的方式衬出（按王仁湘先生研究，地纹很可能是这些纹饰的基本或根本内涵，至少其重要性不亚于阳纹）。庙底沟类型的另一特征性器物双唇口尖底瓶，其“双唇”亦合《归藏》易的崇阴贵坤（阴爻为双短线— —，坤卦为阴爻所组成），古人为什么制作双唇口器物，似无其它合理解释。
半坡、姜寨都发现六爻坤卦符号，直到仰韶文化大河村出土的白衣彩陶钵，仍然用六爻坤卦符号编制十月太阳历，而且强调“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之数理(即大河村遗址第三期彩陶钵AI式F1：26之纹饰，上圈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计36爻72个小方块，纪十月历一季两月72天，又三个梳形纹各24齿计72齿，二者合计144数，下圈六组白彩竖条纹每组五条可纪十月历一年五季共可纪六年。其它纹饰亦与古天文历法知识和观念有关。《郑州大河村》报告线图有误，可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第11页上图)[52]。仰韶文化的这些特征与炎、黄行《归藏》易的传说相契合具有唯一性。
又次，“炎黄大战”（包括黄帝杀蚩尤）是古史传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远古战争，在龙山时代中原诸考古学文化中迄今尚无线索追踪和考究这次战争，虽然龙山时代被视为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但在中原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相反，这种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以往学者们根据摩尔根的氏族理论从血亲的角度对半坡类型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等地点和年代都极为集中的集体合葬和多人二次葬进行解释，但总是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同是从母系说、血亲关系出发，严文明先生认为是从外村迁回近亲属的遗骨才造成埋葬人数特多特别集中的现象，不然就无从解释[53]，但苏秉琦先生却认为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已是突破氏族关系的血缘分裂，因为它没有男女、长幼甚至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线[54]。半坡类型前期及半坡类型之后都流行单人一次葬，就是同一时期，半坡类型也是以单人一次葬为主，其他地点都不是多人二次葬，因此从氏族血亲、母系父系的角度是无法解释半坡类型那种让人骇异的多人合葬现象的。
笔者认为，渭水下游半坡类型特别集中的多人二次葬就是“炎黄大战”的结果（一般将庙底沟类型的年代界定在前4000年——前3000年间，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年代或者说是仰韶文化已经分化出来的典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认识，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类型形成的年代应大体一致。苏先生的观点已为近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进一步证实[55]）。
张瑞玲、石兴邦等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即有堪称精当和卓越的认识：半坡类型早期在渭水流域是自西而东发展，晚期则是自东而西向甘、青地区退缩，与此同时庙底沟类型早期在渭水流域则是自东而西推进，前者是崇拜鱼纹的氏族部落，后者是崇拜鸟纹的氏族部落，二者一退一进最终是庙底沟类型取代和融合了半坡类型[56]。笔者认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在渭水流域的这种进退关系即反映炎黄关系；杨亚长先生则在十多年前即有此认识，并直接将它们与炎黄战争联系起来[57]。
古史传说蚩尤为炎帝之裔，姜姓、牛首人身，故蚩尤亦当与半坡类型有关，而黄帝当来自晋南即庙底沟类型的发源地[58]。西水坡45号墓的墓主曾被学者认为可能是颛顼，但颛顼的年代无论如何没有那样早（前4500年）。颛顼是黄帝后裔，在三皇五帝中排在黄帝、少昊之后。按学界主流认识，颛顼只能在距今5000年以内，因为黄帝才距今5000年左右或者在5000年以近。
笔者认为三皇五帝在年代上有一种前后相继关系，上承新、旧石器之交，下接禹、启，是古人根据传说编排、整理的结果，但颛顼排在少昊之后，距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也有一段距离，因为少昊大汶口文化的上限为前4300年。根据西水坡45号墓墓葬规格，死者必为部落首领、领袖之类，而死者胸椎、胸骨、腰椎皆被斩断，肩髀分离，在古史传说中只有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是肩髀分离[59]。
因此可以推断，可能在战争之初，蚩尤即被炎黄联合擒杀施以酷刑（炎黄联合杀蚩尤《逸周书·尝麦篇》有载），蚩尤族人便抢（或偷）了蚩尤尸骨逃离渭水流域，到达河南濮阳西水坡后才为蚩尤隆重下葬，而豫北冀南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即为蚩尤族人埋葬蚩尤后所创造（后岗类型的始年即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约前4500年）。
七、对“探源工程”的建议
由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蚩尤、少昊、颛顼可能都不在“探源工程”所界定的龙山时代的年代范围内，因此“探源工程”的目标和任务可能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或者说，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和研究，需要明确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事情：如果要探索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不要在考古学文化和年代上先入为主，去局限它、框定它，因为古史传说中可能有真实的东西，也可能有靠不住的东西，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靠不住的，只有依据考古材料和考古学研究才能甄别、取舍；
如果要探索龙山时代（或仰韶时代）的文明进程，就不要提什么炎黄、五帝，因为五帝的年代上限是否在龙山时代的年代范围内，五帝或炎黄文化是否能够与考古学文化吻合起来，与何种考古学文化能够对应，这些是需要对整个新石器时**古学文化作通盘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明确的。
人为地将“五帝”界定在某个年代范围内，可能给研究工作带来麻烦、混乱甚至会陷入困境是不奇怪的；虽然“五帝时代”已是一个通行的说法，但“五帝”是否同处于一个时代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当然目前也是没有充分论证的，甚至简单的论证都没有。这问题很有点象易学界将“易学史”界定在《易经》产生以来的历史一样，是一种自缚手脚、削足适履。
“探源工程”既定的目标和任务是：主要研究龙山时代又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其年代在前3000年一前2000年这一千年间。但是“探源工程”同时又要究明“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由于黄帝、炎帝、尧舜禹必须放到整个传说时代古史框架和体系中去考察，即必须同时研究太昊、少昊、蚩尤、颛顼、帝喾甚至包括伏羲、神农等等，可能与“五帝”文化相契合、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也必须放到整个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中去考察，假如黄帝、炎帝正是对应于仰韶文化的话，那整个“探源工程”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了：
年代上从前3000年一前2000年这一千年变成了前5000年一前2000年至少三千年，考古学文化上从主要是中原龙山文化变成了距今7000年一4000年间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西部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甚至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良渚等考古学文化都在内。
一千年与三千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工作量。如果把包括探索“五帝”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比作三峡工程的话，那“探源工程”目前确定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量只是一个“葛洲坝工程”，而且它可能与“工程”的基本目的和诉求“探索炎黄时代、炎黄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史前考古和史前文化研究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文明”的含义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研究问题。按一般的理解，文明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由于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录，古人的精神文明便只能靠出土遗迹、遗物以及有关传说和民族学资料作一些猜测，这种猜测毕竟非常有限，所以起源于西方的现**古学和文明理论对“文明”的理解便偏重于物质文明，这是时代和学科的局限所致。
“探源工程”所说的文明起源，简言之即是国家的起源，用的是恩格斯关于“文明”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研究国家的起源、文明起源必须研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阶级的产生等，所以有的考古家认为文明还包含一个“制度文明”甚至主要是研究社会制度的演进。
如田昌五先生就说“这里说的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而不是什么文字、铜器和城市的起源。华夏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各方面的制度。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发祥史”[60]。其实，传统的文明三因素说“文字、铜器、城市”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制度文明”并不矛盾，“文字、铜器、城市”三因素集中地反映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而其背后则与社会的组织程度、与“制度文明”相关。
所以对“文明”的完整理解应该是包含三个层面，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指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程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道德风尚的进步状态。既往的考古学偏重于物质文明，是因为条件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所限（传统的文明三因素“文字、铜器、城市”之所以能够成立或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它们非常典型，也非常直观，能够一眼看出的）。
现在要探索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演进程度，考古家进一步要依据和考察古代遗迹特别是墓葬和聚落遗址，这些是不能象文明三因素那样一眼观尽、即刻可判明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都有一定关系，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状态和程度象制度文明那样，也是不能凭借遗迹、遗物一眼观尽、即刻判明的，但不能说史前人类就没有精神生活、科学文化、教育、艺术、信仰、观念等等，当然，研究和探索“文明”起源也就不能撇开这些东西。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包括一些有特定造型和内涵表达的遗迹和器物形态）一直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读和解释，甚至没有得到科学的对待（笔者将另文讨论这一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自近期考古学产生以来约200年时间，人们一直都没有对以彩陶图案为代表的史前人类刻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当然更谈不上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美术史家和考古学家都从外观感觉或以西方原始文化理论去看待和理解史前人类刻画，故以美术和图腾释之，实际二者都流于形式、表面、感觉、主观臆断，用今人的眼光简单类比而缺乏理性分析，完全没有触及史前人类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及思维方式。以中国为例，彩陶盛行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除了西部的马家窑文化外，其他流行彩陶的考古文化基本上只见素陶了。
如果彩陶仅仅是美术作品，为什么中国七、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古人有此雅兴，而在后来的一千年中他们的后人却没有这种雅兴了？按照有些图腾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图腾现象、图腾文化盛行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实际这一认识也是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骨刻和雕塑的误读所致），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61]。但是以彩陶图案为代表的史前人类刻画无论在中国、西亚、欧洲、美洲或者埃及、印度，都主要发生和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种图腾理论与考古现象明显不合。
仍以中国为例，为什么中国七、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古人疯了一样地崇拜图腾，而在后来的一千年中他们的后人却把“图腾”这种神圣的东西给废弃了（或者压抑到内心，不在遗迹遗物上表现出来）？而到夏、商、周的时候，后人的后人又狂热地崇拜图腾（考古学家和图腾学家是把商、周青铜器纹饰看作图腾的）？
很明显，无论美术或者图腾，与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真相都隔着一堵墙。正象研究“文明”起源不应回避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一样，史前考古、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研究也不应、不能回避史前器物纹饰。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和认识，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与史前器物纹饰的内涵表达正是相应的。
仍以中国为例，由于种植农业的起源，以天文历法现象崇拜，有关天文历法的知识、观念、信仰的表述为核心的史前器物纹饰，盛行于原始农业的成熟期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龙山时代，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贫富分化、等级观念越来越严重，作为权力象征的有关天文历法的实践、知识被集中于部落或早期国家的最高层，以彩陶为代表的器物纹饰便不再在整个社会中盛行，这时便是《尚书·尧典》所说由领袖和专门的天文历法官员“敬授人时”了；
到夏、商、周时期，由于统治和树立绝对权力、权威以及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制造神秘感、距离感的需要，有些史前纹饰便以变相和发展了的方式再次被铸于青铜礼器之上，这也是统治者自命“天子”、宣扬“君权神授”的一种需要，这种情形在社会分层早的红山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其表现即玉器纹饰的制作。
鉴于以上的原因和理由（它不是真理，但它可能更接近事实和真相），我们建议：
①“探源工程”如果确定以龙山时代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就不宜提探索炎、黄文化，不能将龙山时代与所谓“五帝时代”等同起来，不宜先入为主地将黄帝的年代认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或以近。
②“探源工程”如果要探索“五帝”的时代和文化，探索炎、黄文化，就不能人为地将其局限于龙山时代。如果这样，“探源工程”要探索、研究的年代和考古学文化与既定的目标和任务将有很大的不同，即可能需要将一千年（前3000——前2000年）改为三千年（前5000年——前2000年）。
③根据已知的中国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实际，个人以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工作可以分做三个时段，分三步走：
第一阶段，探索和研究龙山时代，为探索“五帝”文化、炎黄文化做准备，相当于长江上的“葛洲坝工程”；
第二阶段，探索和研究仰韶时代，大致弄清“五帝”（包括与之相关的古史传说和人物）的年代框架和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相当于长江上的“三峡工程”；
第三阶段，探索和研究前仰韶时代，即距今约一万年前至距今七千年前，完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古史体系，剥离中国古史传说和古代文献记载中真实与虚构、错讹的部分。
④重视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分析和研究工作；“文明”起源研究应该考虑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这一部分；“文明”的三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都应尽可能探索，而后两个层面尤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不必按西方的或一些过时的理论去套中国的考古发掘和古代历史文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是否定既有的理论）。
⑤中国的考古家特别是研究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的学者要补上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和古代天文历法这一课；中国的易学家应该将主要精力转向于研究考古材料，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解决《易经》八卦的起源、流变问题，以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培养。
注 释：
[1]王巍《关于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2]石兴邦《我很赞成文明探源的研究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3]刘庆柱《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几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4]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5]、[42]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45页、161—162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6]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
[7]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8]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9]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10]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
[11]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4期，2002年3月。
[12]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68页，三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13]李伯谦、徐天进《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期，1999年5月。
[14]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15]张忠培《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期，1999年5月。
[16]《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17]、[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考古》1998年第6期。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考古》2000年第2期。
[19]曹桂岑《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20]何驽《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21]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
[22]许顺湛《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23]、[37]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24]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25]黄怀信《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26]张锴生《略论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
[27]陈建宪著《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191页，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第1版。
[28]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上册322—328页、下册612—613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29]、[31]、[39]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30]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59—16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32]蒋乐平《文明起源研究略说》，《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33]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
[34]、[40]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
[35]袁轲著《山海经校注》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36]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38]曹昱《中国最早进入青铜器时代》，《社会科学报》2000年8月17日。
[43]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
[44]尚雄《“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社会科学报》1995年11月30日。
[45]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46]参见：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47]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
[48]苏秉琦著《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9]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50]王兴业《〈三坟易〉卦序初探》，《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王兴业《再论〈三坟易〉不伪说》，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 书社1998年10月第1版；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51]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古方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刑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究》2002第3期；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
[52]王先胜著《伏羲画卦——中华史前文明之魂》，待出。
[53]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文物》1990年第12期。
[54]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版。
[55] 、[58]王建新、张晓虎《试论班村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宋建忠、薛新明《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56]张瑞岭《略论渭南史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7]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59]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87—8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60]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89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61]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3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