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已经启动并列入“十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是：探索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文明进程和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并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认为炎、黄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左右，以落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这种习惯提法。这个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可能需要作重大调整，“五帝时代”的上限可能不限于龙山时代，传说中炎、黄的历史文化可能对应于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的有关考古学文化。对“探源工程”和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提出5点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探源工程” 目标和任务 重大调整 建议和意见
一、“探源工程”的目标和任务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行将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0年8月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同时聘请了240多位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作中心的学术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客座研究员，这些专家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多门学科。
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展开了讨论与交流。随后，一个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浩大的历史考古项目和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十五”国家科技重点项目并拨出专款。
2002年春天，“探源工程”专家组在豫西和晋南确定了4个预研究项目，分别是河南新密市的古城寨城址和新寨遗址，登封市王城岗遗址及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相继进驻这几个龙山时代的古遗址、古城址，开展“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发掘和预研究工作。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任务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1000年，溯源至炎黄时代（其上限大致距今5000年前），以落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惯常提法。以下援引王巍、石兴邦、刘庆柱、李学勤等学者的说法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目标、目的和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探源工程”总协调人王巍说：“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其重点应当放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
所涉及的年代范围主要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应作为考察的重点”、“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王巍还说：“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
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因此“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王巍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可设置的主要课题有这样几项“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等十多项，其中“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课题“以相关文献记载为线索，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
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课题“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课题拟“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我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
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庞大学术工程还包括其他许多相关研究课题，其中有“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宇宙观、生死观等）及其表现形式——占卜与祭祀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过程研究”等等[1]。
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说：“氏族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即冶金技术的发明，历史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说就是原史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这也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段”[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庆柱说：“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之前为‘龙山时代’，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发达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恰恰与传说历史中的‘五帝’的时代和历史活动范围是一致的”[3]。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在2001年8月初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作如是说：“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千世纪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剧变，冶金技术发明了，礼器和礼仪性建筑出现了，从聚落发展出城市，由符号演变为原始文字，许许多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正朝向国家发展过渡。对照文献记载，这正对应于《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炎黄以来的时代。”
以上引述表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三件事情上大致已有较明确的思路和设想：一是“探源工程”探索的年代范围主要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二是“探源工程”要探索“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简略的尚未证实的记载落到实处，三是学者们已将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与《史记》中的“五帝”时代对应起来。当然这些认识并不是偶然的。
二、关于“五帝时代”的主流认识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史前考古发掘进入高峰期以后逐渐热起来的。实际上，将“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年）视作“五帝时代”与炎黄、颛顼、帝喾、尧、舜活动的时代对应起来，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认识和观点。以下我们援引一些相关论述以作说明。
苏秉琦先生1991年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说：“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4]。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又说：“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代”、“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提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
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其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南北汇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间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
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的更大范围的组合与重组，这就是‘龙山时代’出现的文化背景。‘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5]。可见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苏秉琦先生对“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衡定的。
严文明先生1989年在《东夷文化的探索》中将古史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联系起来，并且将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战争也放在这一时期，其年代大约不超过距今5000年[6]。1992年，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中认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他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前3500年—前2600年）与“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此外还有炎帝、蚩尤）视为同一时期，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前2600—前2000）则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唐尧时代[7]。
1996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文中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3000—前2000年，这时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吻合”[8]；同年，严先生在《中国王墓的出现》一文中还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城址。
其中最大的有100万平方米，多数为10—20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古书上讲黄帝、尧、舜的时代，总是说有万国或万邦。现在看来，这些传说是有根据的”[9]。1999年，严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又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2600—前2000年，并认为“龙山时代应该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唐尧虞舜时代。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朝廷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10]。最近，严文明先生在《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中认为：“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龙山时代，城址在山东、河南、内蒙、四川、两湖和江浙一带广泛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它是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中心，它区别于广大乡村又同一般乡村一道联结成了城乡结合体，这是一种与氏族——部落为基础的社会有本质区别的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很象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11]。
另外，严先生1991年在日本大阪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还说：“大多数学者认为铜石并用时代（包括仰韶晚期到整个龙山时代）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时代，它同传说中五帝的时代是大体吻合的”[12]。可以看出，严文明先生在十多年时间里对“五帝”所处的时代的认识大体上也是衡定的，即上限达到仰韶文化晚期的前3500年左右，下限为前2000年。
李伯谦、徐天进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中将五帝时代的上限定在前3500年[13]，与严文明先生相同。张忠培先生1997年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他说：“夏王朝之前，如尧舜时代或唐虞时代,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或其部分时期”[14]。他最近在《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一文中也持同样观点[15]。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讨会。
郭大顺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中国早期国家阶段跨越的约距今5500—4500年即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正好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据记载，五帝时代各集团间战争、接触频繁，著名的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所反映的五帝前期主要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及南北接触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五帝后期由四周向中原的汇集，与上述考古文化所反映的情况是相吻合的，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的有机结合正在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标志。”
孙守道先生发言说：“依据我国几大流域种种考古发现，不难推想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到五千年前后，即约当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中华大地上已呈现出文明初始那种蕴育激荡、迭相迭起、东西相映、南北交辉的历史趋势……”郑光先生在发言中也说：“从陶寺遗址到整个中原龙山文化反映出《尚书·尧典》、《禹贡》、《左传》、《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关于黄帝以来的基本历史和政治疆域的记载是正确的”[16]。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在《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中说：“虽然五帝时期及夏代的历史都出自后人的追记，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可资证实，但是，如果将传说的五帝时期与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相比较，尤其是将五帝时期‘万邦’、‘万国’林立的现象与龙山时代的众多城址或中心聚落群址相比较，有着很大的参比性。所以，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揭开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面纱，将是现今或是21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需要面对的又一重大学术课题”[17]。
2000年，河南省考古所在《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家要继续开展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要把我国自黄帝以来五千年的文明史，明明白白地摆在世界面前”[18]。2001年，曹桂岑先生在《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一文中说：“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的人物应该说是恰当的……就现有资料，我们可以认为‘五帝时代’距今4070年—4500年之间。这期间的考古文化是龙山文化，其碳十四测定年代（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4100—4900年，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化是相吻合的。
所以，我们在寻找五帝时代文化时，只有在龙山文化中去寻找”[19]。2002年，何驽先生在《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一文中说：“獠牙玉人面流行的石家河文化（三苗）和良渚文化，在龙山时代均系中原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方劲敌，这两个强劲的长江中下游文化可能联合成所谓的蚩尤集团，对中原黄帝集团（包括黄河下游的东夷山东龙山文化）发动进攻，即是文献常说的‘有苗作乱’和‘蚩尤作乱’，这便可能演绎成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的大战。结果是蚩尤大败，考古上则反映为石家河、良渚文化的急剧衰亡”[20]。
以上例举表明，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和探索异常活跃的1990年代前后十余年间，认为考古学的“龙山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对应且“五帝”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4000年间（个别认识年代上限达5500年前）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认识，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作《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文章》以及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等先生所持论点，均能说明此一问题。但是在这种主流认识之外，还有一种非主流认识并不很显眼地存在着（为了讨论的方便，仅根据个人认识和理解暂作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
三、关于“五帝时代”的非主流认识
河南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许顺湛先生多年来一直认为黄帝时代或“五帝”时代的年代并不限于龙山时代，而是要上延至仰韶时代。他1992年发表《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论述了黄帝时代的概念、创造发明、社会形态，与考古学文化的结合，认为黄帝时代应包括仰韶中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早期文化等[21]。1996年，许顺湛先生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文中认为黄帝时代已具有他所提出的文明源头的五条标志：一是农业生产社会化，二是手工业专门化，三是脑力劳动阶层化，四是部落酋邦化，五是礼制规范化。这种论述也是结合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而进行的。
在论述黄帝时代的礼制时，许顺湛先生说：“每一种考古学文化或每一类型文化，都具有共性的特点，特别是仰韶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各个文化类型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共性，才统称为仰韶文化。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政令，是什么力量促使形成的？可以说是在自然形态下，在一定的范围内原始宗教意识支配下，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形成法规的作用，这就是原始的礼制[22]。1999年，许顺湛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一文中更明确地认为黄帝时代对应于仰韶文化中、晚期即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而“尧舜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属龙山文化”。
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五帝”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是：“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是黄帝族团的文化。安阳后岗龙山文化是颛顼族团的文化。白营龙山文化、王湾类型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是帝喾、尧、舜族团的文化。以嵩山为中心的龙山文化可能有先夏文化，不过从时代上说我把它归入尧舜时代文化。与五帝时代相当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归入五帝时代文化。
如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早期以及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下王岗类型仰韶文化等。其他各地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中晚期、马家窑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归入颛顼、帝喾、尧舜时代文化”，并根据《春秋命历序》将黄帝年代的始年确定在距今6420年前[23]。“五帝”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是否确当可以暂时不管，但许先生将黄帝时代确定在仰韶时代而不是龙山时代是没有疑问的。
2001年，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前夕，许顺湛先生又发表《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文章开篇即说：“我把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前后至距今5000年前后，基本上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对应。关于仰韶文化，我在不少文章中都有论述，认为与炎黄文化相对应。因此，谈到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首先，就得考虑到仰韶文化”，并认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重点地区和中心地区很清楚，对今后进一步研究黄帝时代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资料”[24]。
1997年，黄怀信先生发表《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将古代文献中有关炎、黄二帝的传说与仰韶文化的两大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结合论述，认为“仰韶文化的两类型有共同的渊源与炎、黄有共同的祖先一致，两类型的成熟地与炎、黄所成之地相同，两类型起源的时代与炎、黄发生的时代相当”。根据这三个方面，作者推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当于炎帝部的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部的文化”。根据已知的夏文化上推，作者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三门峡地区以东，洛阳、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因与庙底沟类型有较多的相同因素而被认为是庙底沟类型在东方的一个变体，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庙底沟类型人们的一支向东发展，与当地居民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地区文化。
作为这一地区文化典型遗址之一的王湾遗址，有连续发展的三期，一期属仰韶文化，三期属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二期具有过渡性质”，而“据研究，与夏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的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发展而来的。夏禹是黄帝部的直接后裔，那么王湾三期以至一期，无疑就属于黄帝部的文化。属于变体的王湾一期既属黄帝部的文化，那么作为本体的庙底沟类型自然也应属于黄帝部的文化”[25]。张锴生先生注意到了学者们将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比照时，存在“意见不尽一致”的情况，但他仍然将五帝时代的上限确定在仰韶文化中期。
他说：“我们依据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变化，把这一时代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6000年到5000年；第二阶段是龙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到4000年”[26]。陈建宪先生将炎、黄的年代、文化放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去考察。他说：“在陕西的黄土平原上，散布着一些以女性为血缘纽带聚族而居的氏族……
在这些氏族中，最有名的是黄帝族和炎帝族，他们生活在渭水上游的两条支流——姜水和姬水的旁边。后来，这两个氏族向东部扩张和迁徙，将他们的文化扩展到了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他们的足迹，在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至河套地区、西至甘肃境内、东至山东省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这就是后来成为中华民族主要来源之一的华夏族团”[27]。他没有指明炎、黄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根据他对炎、黄的年代、地域的界定，恰与仰韶文化相合。
王大有先生将“黄帝时代”分为轩辕黄帝氏族先世（前5400年—前5000年）、涿鹿轩辕黄帝时代（前4513—前4366年）、灵宝有熊黄帝时代（前4366—4258年）、新郑缙云帝鸿黄帝时代（前4258—前4140年）、汾晋帝轩氏黄帝时代（前4140—前4049年）几个时期，其发源地在甘肃天水东35公里的轩辕谷，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28]。
中央民族大学的陈连开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研究，他认为“黄帝起源于陇山西侧，天水地区为近是。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
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29]。陈先生这种论述表明，他是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文化的，因为沿汾河、桑乾河北上与红山文化碰撞的文化是庙底沟类型。
苏秉琦先生对此早有论述：“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型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乾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30]。
陈连开先生还引述王震中、任式楠、孟华平等人的论述说：“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
同时，“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蟜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陈先生认为“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断迁移……”[31]。总之陈先生认为炎黄文化即仰韶文化。
根据“探源工程”以及学术界近10多年来的主流认识，“五帝”时代对应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中华人文初祖黄帝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前（或不超过距今5000年），黄帝文化应在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根据许顺湛、黄怀信、陈连开等少数学者的认识，炎黄时代对应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 前5000——前3000年），甚至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对应于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应于黄帝文化或黄帝时代、黄帝文化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中，黄帝的年代、文化是完全不相同的。
就真实的历史而言，“黄帝”的年代、文化显然不会是两可的，而只能二取其一，或者说它应该也只能是唯一的、确定的，就现实的需要而言也是这样。因此，“探源工程”可能面临着一些障碍和问题，简言之即是，要么对“工程”的目标和任务作出重大的调整和修改，要么必须论证并否定炎黄时代和炎黄文化对应于仰韶时代、仰韶文化以及黄帝文化对应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这种说法，同时论证“五帝时代”即龙山时代、“黄帝”约在距今5000年前的科学性、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