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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起1959—1961年的三年，往往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称“三年困难”时期。称“三年困难”时期还勉强说的过去，因为这三年的确“困难”；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则纯属睁眼说瞎话，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三年全遭了自然灾害。
谈起造成这三年困难的原因，其中一条说是因苏联逼中国还债。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未见有正式出版物上提到苏联逼债，而只是人们口口相传。近读《周恩来年 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不但找不到苏联逼债的片言只字，反而记录了苏联愿向困难时期的中国提 供帮助的事实。
（1961年）2月28日 （周恩来，下略）就赫鲁晓夫二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提苏联方面要通过贷款形式供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糖一事，约陈云、陈毅、叶季壮、姚依林、陈国栋进行研究。（《年谱》第394页）
3月8日 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受中共中央委托向苏方口头答复赫鲁晓夫二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提以贷款形式援助中国粮食和古巴糖的建议。说明：当我们面 临粮食供应的暂时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以延期付款形式从国际市场再多进口一些粮食，从而把苏联建议提供 的粮食留做后备，只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粮食贷款的要求。至于以贷款的形式转口五十万吨古巴糖的问题，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甚 急需，我们拟同意接受这部分援助。（《年谱》第397页）
3月27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报告《对苏共中央三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口头答复稿》，说明我国为了克服目前困难所采取的措施，已初见成效，如果一九六一年能 够争取到一个好的夏收或秋收，或者本年夏季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比较顺利，那么就将通知苏联方面，不再把苏联建议提供的一百万吨粮食作为后备粮。三月三十一 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宣读了这份口头答复稿。（《年谱》第400页）
须知，这是在中苏两党出现明显裂痕的情况下，苏联愿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的。此前的1960 年4月，在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时，《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社论，中宣部 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作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三篇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共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观点，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 正主义”，实际是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不指点的批驳。（《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634页）赫鲁晓夫不计前嫌，主动提 出援助中国，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其实，中国偿还苏联债务不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原因，因为“在60年代前期国内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援外数额竟超过了偿还苏联债务的总额。”（同上 第661页）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造成中国三年困难之说还应该口口相传——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