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位朋友来请教“社会灾荒史现在在国内研究的状况如何？区域灾荒史研究现在是否还有价值？”
他是学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主要作灾荒史的，论文准备写的是明清时期凤翔府的灾荒。目前灾荒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在邓云特（邓拓）《中国救荒史》研究的框架下做的，即论述灾荒史实、分析原因和特点、救荒政策及措施。当然也可以从社会角度探讨灾荒史，比如灾荒与地方社会秩序、灾荒与移民、灾荒与社会经济、灾荒与民间信仰等等。他觉得写区域灾荒史尤其是救荒措施可以为当地当今防灾减灾提供一定的借鉴，至于政府是否借鉴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直接告诉他，恕我直言，这类研究价值不大，最多是对区域灾荒（主要是荒政之类）做个客观的综述，最后也不过是写本书放到图书馆的阅览架上供后人阅览翻看而已。
由于我们国家没有类似日本“地球研”这种综合性质研究机构，目前也不具备这种类型的人才能进行跨学科的区域环境变迁研究，没有这些做支持，这个研究结果也不会高，至于说能为今天又什么借鉴，那是在扯。今年国内的高温和持续干旱就是个最好的例证！
今年副热带高压不仅控制南方地区的时间长，本身的强度也偏大，再加上没有强有力的台风与之对抗，最终使得一些地方出现了比较极端的高温天气。高温和干旱来袭，是对中国防灾减灾能力的又一次考验。高温相伴而来的是干旱。持续高温，使得贵州大部、重庆中南部、湖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土壤相对湿度为40%～60%，墒情较差。据国家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978万亩耕地受旱，其中作物受旱面积1649万亩、缺水缺墒面积329万亩，共有200万人、67万头大牲畜因干旱出现饮水困难。
高温导致水分蒸发加速、农作物蒸腾失水严重，加剧了旱情影响。而旱和热双重作用，对农作物危害更加严重。
目前发生高温的地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还有重庆等西南地区，这些地方正好处于一季稻抽穗、扬花阶段，持续高温可能会影响水稻结实率。
此外，光合作用最适宜的温度在35℃以下，持续高温会导致光合作用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作物生长发育。
而火上浇油的是，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人畜缺水的现象，致使农业生产无法得到保障，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作物受到高温和干旱的摧残。
在应对高温干旱方面，我国有些地方迄今都没有做好规划，更谈不上建设，只能忍受一次次的干旱。如今再加上持续高温，百姓只能干看着。
政府防灾减灾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对极端事件，在工作部署和意识中要有和自然灾害作斗争、打交道的长期准备。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已经连续多年干旱，喀斯特地貌导致这些地方对洪涝和干旱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只有长期坚持农田水利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才能化解这种局面。
当一场雨来临的时候，高温就会成为过去时，应急的窘迫也会被淡忘。如果不未雨绸缪，明年高温还会来，到时候我们又会显得无能为力。长期以来，我国抗灾减灾工作一直处于应急状态，没有注重风险管理。每到灾害来临，就显得被动。临渴掘井，专家也无济于事。
最后我忠告他：兄弟，时代不同了！
邓拓写《中国救荒史》时的那个年代，可以仅从社会环境层面来论述，几十年过去了，如果还是这个水准就有问题了，写个论文混学位另说，大家都有难言之隐，都会让你过得，别说学生不行，就是博导、硕导之类的指导教师（教授）的又能是什么水准啊！
如果现在的灾荒研究没有触及到自然环境的层面，最主要是气候因素和旱涝环流特征，只有分析研究大气环流与旱涝环流特征规律，才对减灾救灾有实质的意义，否则都是在灾害发生后的层面做应急状态的工作，就是这里说的“荒政”，都是被动的马后炮。
从事这项研究人员需要很高的学术修养，至少在历史地理之外，同时还要具备GIS、RS、在关键的气候环境方面要具备AREMS、CAMS的能力，放眼国内科研院所要具备这种能力的人还真没有，就是那几个院士也不能同时具备这么多学科的能力，这类的课题研究只能是国家层面进行的综合课题研究，个人或者高校不具备这种能力。
通过GIS、RS数据来分析研究区域大气环流与旱涝环流特征规律，再通过AREMS、CAMS来建预测系统，可谓是古今通吃，难度在于关键的相关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