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是从庄子《天地》篇中的一个故事展开这个话题的。“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连最简单的机械（当时的 ‘现代化’）也排斥 ……那么只能回到最原始的古代社会去。”“ 历史上好些批判近代文明的浪漫派思想家都喜欢美化和夸张自然，认为回到自然才是恢复和解放人性。”“庄子应当算是最早也最彻底的一位。因为他要求否定和舍弃一切文明和文化，回到原始状态……但历史并不随这种理论而转移。从整体来说，历史并不回到过去，物质文明不是消灭而是愈来愈发达，技术对生活的干预和在生活中的地位也如此。数千年来，科技（生产力的核心）作为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的确带来了各种‘机事’和‘机心’。这也就是各种社会组织和思想智慧，从而也带来了各种罪恶和肮脏。……揭露、谴责这种历史‘进步’带来的各种祸害和罪恶，如环境污染、人心异化、核能杀人等等早已满牍盈筐。但一切高玄论理和道德义愤似乎无济于事，历史和科技依旧前行，今日克隆牛羊，明日‘制造人类’。”“于是，庄子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抗议‘人为物役’，要求‘不物于物’，要求恢复和回到人的‘本性’。这很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反异化的呼声，它产生在文明的发轫期。但历史本来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和严重冲突中进行”“因之，庄子的意义并不在于这种回到自然去的非现实的空喊……而在于揭露了阶级社会的黑暗、描述了现实的苦难……‘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之类的警句，不是异常深刻尖锐，至今也保持其批判的生命力而发人深省么？”
“总之，人类靠庄子所痛斥的‘机事’‘机心’来维持生存、改善生活，这就是历史。这历史使人类物质生活日趋富裕，……而其代价则是种种在动物界少见的大规模的同类相残和各种形态的穷凶极恶。但是，另一方面，更为复杂也更有意思的是，与动物界不同，这种种‘穷凶极恶’却又激发出与这一切……相抗争的道德理想、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例如，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与新教教徒勤俭、禁欲的崇高伦理原则有关。即使战争这个以集体利益为目标的残酷丑恶的血腥事业中，说要求的恰好是以个体牺牲为榜样的伟大的伦理精神。革命更是将人类特有的道德意志、伦理精神发扬到极致。从而这个所谓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也就构造出一幅幅既丑恶又美丽、既残酷又光辉的图画。不是连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大哲学家康德，对革命也仍然赞叹不已么：‘革命激起的真实的热情是专门指向理想、特别是指向道德的（如正义概念），不能与私利同行。金钱报酬就不能激起那种热情和心灵的伟大。’‘即使人民革命和立宪改革失败了，但我们上述哲学判定没有失去其力量。’
为什么？因为伦理精神、伦理主义本身有其崇高的价值。这价值何在？在于构建人心，即构建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本体的存在。”辛亥革命、十月革命也都过去了，或取得暂时的成功或几乎一无所获，但当时那些志士仁人们悲歌慷慨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和英雄事迹，孙中山、黄兴、列宁、托洛斯基以及那圣徒式的当代英雄切·格瓦拉等巨人形象，又岂能毫无意义？同样，二十年前忠实履行‘斗私批修’‘上山下乡’以及在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跳楼自杀绝不投降的那些纯洁、无私、勇敢、禁欲主义的献身革命的红卫兵们，尽管文革留下了惨痛伤痕和平均化了的普遍贫困，但这些年轻生命的意义难道就以‘愚昧无知、上当受骗’而因此一笔勾销？
百年中国为进入历史的现代阶段，真是千辛万苦曲折艰难。回首当年，洒尽志士仁人们的头颅鲜血，竟不过是为今日浸透肮脏的资本在中国生根发展开辟道路。今日白发苍苍行走不便的老干部，当白天面对豪华酒店里的荒淫挥霍，夜晚想起当年陕北窑洞、太行土屋中的艰苦情景，会不会感慨历史而竟如此？真理何在？公道何在？更重要的是，如何走未来的路呢？回到纯洁的四、五、六十年代去？‘前进’到贫富更为悬殊的社会？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正以惊心怵目的形态展现在今日人们的面前。
从而，这也折射在今天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领域中。这也就是我所谓的‘自由派’与‘民粹派’的对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