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来到北京，那时台湾柏杨的书《丑陋的中国人》正在流行，国民自我大检讨，满大街戴着红袖章的人，到处抓随地吐痰的人。将近30年过去，北京的街道，的确比那时节干净了一点，但好像随地吐痰和丢垃圾的人依然不少，只是清洁的力度大了些。如果某个角落两天不打扫，还是脏的要命，到处都是痰迹和垃圾。更可怕的是，经常会看到成堆的装修垃圾，随意堆在街上，很明显是哪个装修的工程队不乐意出垃圾费，夜半人静时干的好事。可见，北京的公共卫生，现在还是没有根本好转。
百年前共和初建，刚做上大总统的袁世凯问自己的英文秘书，一个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洋学生顾维钧，究竟什么是共和？顾维钧告诉他，公众为公共事务操心，就是共和。袁世凯大笑，说是咱们中国人，自家的院子还可以扫一扫，但垃圾出门就丢，院子外的事，没人操心，怎么搞共和？
袁世凯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好，但他的观察其实还是对的。中国人缺乏公共性，至少在清末，劣迹历然，真是没的可说。清朝的城市，情况最糟，即使帝都北京，也好不了哪儿去。在家里，排泄还有便桶，出了门，随地大小便，蔚为大观。官府的衙役，当然可以惩罚这些“随便”的人（即使不随便，挨揍也认了），但是，这惩罚，不是为了公共卫生，而是施展官家治民的权威。在皇帝出行之时，黄土铺路，五城的衙役，沿途查禁甚严，这种时候，如果有人随地方便，那就是个死罪。但是这样的严查，也不是为了公共卫生，只是为了皇帝的尊严。后来在分区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威逼之下，北京开始建设公共厕所，朝廷的新政，把这个成果维持下来。但是，厕所的管理，依然是官家的事，只要警察督促不到，厕所就没法用了。大街小巷，随地大小便的事情，白天好一点，晚上夜深人静，还是管不住。最近逛北京的胡同，依然能看到有些地方用醒目的红漆涂写的诅咒随地大小便的标语，五花八门，让人忍俊不禁。可见，这种随便之事，一直到晚近依然如此。城中村的厕所，一不留神，就成了卫生的死角，粪便四溢。所有的公共设施，无论这种设施多么便民，只要是公共的，而且警察一时管不到，寿命多半长不了。无人看守的公共电话亭初装之时，时常见到被砸坏的，直到手机普及，没什么人用了，才有好转。公园里的厕所，学习外国，配备了手纸，不旋踵就会被偷光。
在国人眼里，公共的事，就是官家的事。大门之外，都是官家的事，官家的事，官家人才可以管，有资格管。跟自己一样的人管，就是多管闲事，讨人嫌。只要管的人没看到，就有犯规的冲动，好像犯一次规，就占了一次便宜似的。当然，对于公共卫生而言，犯一次规，就被破坏一次，糟蹋一次。其实，最终自己也不方便，也受害。但是，奇怪的是，这样损人损己的事，就是大家都喜欢做的。其实，公共事务，官家人管，也不是出于公共秩序的维护，而是上命差遣。如果下班了，自己也变成一个普通人，碰上同样的破坏公共卫生或者秩序的事情，他也不会管，一样跟大家一起乱来。在帝制时代，一层层追究下来，似乎只有一个皇帝该为这一切负责，皇帝看不到的地方，即使庄严堂皇的皇宫三大殿的两侧，太监们也照样敢于夜半人静时随地大小便。记得八九十年代的北京，好多居民区的住家没有抽水马桶，方便都得去小区的公共厕所，但是，只要官方的居委会疏于管理，这个关系到这一带居民出口的公共设施，就很快没法用了。很少有人出面管理一下，清理一下，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大家最佳的选择，就是跑远点路，到另个区域的公厕去方便。当然，如果真出了一个这样的人，大家都会夸他是雷锋，但是谁也不尊重雷锋的劳动，还是乱糟蹋。
缺乏公共性的国民，本质上，是缺乏自主性的人。所谓的自主性，其实跟个人权利有关。没有权利的个人和家庭，对于公共事务就必然缺乏权利意识，也就不会操心。每个人都是权力金字塔中的行尸走肉，最清醒的部分就是自家院子里那点事，出了院子，所有的事，就是想管，也没资格。大家都是被动地接受治理，所有的义务，都是外面强加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主性。不用说，这样的国民性，是长期奴役的结果，并非中国人比别的国家的人民天生劣质。想要走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可能，是还国民以自觉，还国民以权利，让他们变成具有公共性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