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三·一八”

1926年3月18日，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刘半农填词、赵元任谱曲的《呜呼三月一十八》一时被广为传唱：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肆毒辣手
　　天半黄尘飞雪花
　　晚来城郭啼寒鸦
　　悲风带雪吹呀呀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高标贱价卖中华
　　甘拜异种做爹妈
　　愿枭其首籍其家
　　死者亦已矣
　　生者肯放他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2003年第4期《书屋》载有傅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一文，文章说，“三·一八”的枪声震撼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灵魂。“透过这些热血文字，我们依稀看到了这个民族的面孔，在独裁政府开枪杀人之后，本民族的优秀分子，那些文学家、学者、新闻记者并没有鸦雀无声，在枪声面前沉默了，而是公开地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是一个衰亡民族之所以没有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这些本民族的精英人物能够直面强权和暴力，坚定地捍卫了人类的良知和人性的尊严，我们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年轻的刘和珍君们倒下去了，血泊淹没了她们年轻的面孔，如果没有她们的师长们站出来，写下这些传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应该是檄文，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追寻她们彗星般的足迹。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师们将和她们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册。”

傅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

　　
　　一
　　
　　历史将永远记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阴沉，寒气逼人。在北京新华门前，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开枪，共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当天的《国务院通电》称请愿学生、群众是“暴徒”，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进一步指控极少数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如徐谦、李大钊、易培基等）“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三·一八”的阵阵枪声震撼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灵魂。枪响之后，鲁迅先生停止了手头的写作，愤然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四—九节），发表于3月29日的《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他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衰亡民族良知不泯的声音：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污之曰‘暴徒!’……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这些文字毫不隐晦曲折，直截了当地点名批评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惨剧发生后的第十一天就在北京公开发表。
　　 3月25日，鲁迅写《死地》，发表于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
　　 3月26日，鲁迅写《可惨与可笑》，发表于3月28日的《京报·副刊》。
　　　4月1日，鲁迅先生写下了传世名篇《记念刘和珍君》，发表在4月12日的《语丝》周刊七十四期。这篇文章因为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而广为人知，我们永远都忘不了——“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忘不了“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时的“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充分见证了中国女性的勇毅和临难的从容！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些文字传诵了七十多年，感动了一代代的青年。如果不是鲁迅先生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写下的文字，后世的人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刘和珍其人，一个年仅二十二岁就被无情杀戮的女孩。
　　 4月2日，鲁迅先生写了《空谈》，发表在4月1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那些一针见血的深刻议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
　　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4月6日，他写了《如此“讨赤”》，发表于4月10日的《京报·副刊》。
　　直到5月6日，他还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三》，发表于17日的《语丝》周刊七十九期。
　　在“三·一八”枪响后的一个多月中，鲁迅先生接连不断，连珠炮似的写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枪一般的文字，并公开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一个杀戮青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鲁迅，有了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了《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和《语丝》，我们的民族便还有希望。杀人果然可恶，但没有鲁迅更加可怕，一个民族的整体堕落以此为甚。
　　
　　二
　　
　　除鲁迅外，以后走上了一条和他截然不同道路的兄弟周作人，这个以苦茶隐士自我解嘲、致力于写小品文的作家，他的忧愤虽然没有他的哥哥来得深重，但对于“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他同样的悲痛。
　　　“三·一八”的第二天，周作人就写下《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不仅指名道姓地愤怒谴责段祺瑞等杀人者，对无动于衷、至少袖手旁观的国民军也毫不客气。他连续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可哀与可怕》等文，为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之死痛心疾首，对“不知哀矜”的男女感到可怕。
　　第五天，他写下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七十二期），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认为“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的文字平稳而不激烈，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没有什么两样。
　　 4月5日，《语丝》七十三期发表了周作人《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学生给予极高评价，觉得“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与《记念刘和珍君》一样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女子”。
　　　5月24日，他在《语丝》八十期发表的《闲话四则》中提到：“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惟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时刻也没有沉默，他几乎参加了每一场追悼会，并送去哀愤的挽联。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还在《语丝》八十一期发表《死法》一文，6月28日又写下“百日”祭文（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称“‘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面对“三·一八”的枪声，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良心的底线、人道的底线。这个周作人和我们习惯中所了解的那个隐士、汉奸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重读那些遗忘已久的文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于周作人的手笔。
　　 “三·一八”的枪声，青年殷红的血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地提及“三·一八”。1928年，当国民党“狂热地讨赤”、屠杀革命青年时，他又想起了“三·一八”的死者，将他保存的燕京大学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的照片交给《语丝》发表。二十年后，他在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里不无苍凉地写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著尸体，身上盖著一层薄雪……”。甚至四十年后，他还在1966年3月18日的日记里写着：“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悲凉之气笼罩了他的整个生命，他也在随后到来的民族浩劫中丧生。可以说“三·一八”的噩梦缠绕了这位知识分子整整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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