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是手段，而人类是目的。我们的理想是提升人类的极限，而不是登上山顶。只有将人的因素考虑进去，登山才有意义。
——沃尔特 博纳蒂（Walter Bonatti）
前言
2010年11月18日，《巅峰记忆》首映。这是一部由山鹰社员制作、讲述山鹰故事的登山纪录电影。影片的主创人员有孙斌、李兰，主持首映的是曹峻，崔之久和王凤桐两位老先生应邀出席。此外，还有许多山鹰社的新老社员，以及关注山鹰社以及登山运动的各界人士。从这群人身上，我仿佛看见山鹰社的前世、今生和来世。
山鹰社的成立，肇始于冰川学家崔之久教授的一次追问。1989年春，在从北极归来的一次讲座上，崔教授语味深长地说：“难道中国大学生就没有一点探险精神？北大学子就不能挑起这个重担？” 这次追问之前，北大的教师和学生，参加过多次国家组织的登山科考活动。这次追问之后，山鹰社开始了迄今二十一年未曾中断的攀登。
山鹰社的发轫，是中国民间登山的一个先声。二十一年来，山鹰社在校或离校的社员在不断探索民间登山运动的可能性。人类亘古的探险本能，与澎湃的时代精神，同时影响着我们每一个登山者，也形塑了山鹰的道路。山鹰光荣与挫折、辉煌与平凡并存的道路，是中国民间登山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个缺乏传奇的时代，特别是深沉内敛的传奇。正如鲁迅先生的比喻，需得许多的森林，才有少量的煤炭。任何一项事业的进步，无不经过漫长的积累。英国人于1857年、日本人于1903年就成立了各自的登山俱乐部，并延续至今。上世纪五六年代，日本大学涌现出大量山岳会，许多也延续至今。念及于此，我往往畅想百年山鹰的模样。百年，不仅是一个数字，还代表了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号召力的理想，以及许许多多山鹰社员的的激情、艰辛和执着。
作为山鹰的一员，我试图理解山鹰的道路及其背后的含义，从而探讨百年山鹰的可能。
前世：无畏的校园
“两次雪的洗礼，一生冰川为伴”，这是崔之久教授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1957年夏，崔之久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攀登贡嘎山，从此研究方向从黄河转向冰川。在贡嘎山，他牺牲了4位战友。1959年攀登“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崔之久失去了右手手指。手术以后，有人劝他改行，认为缺了右手手指从事高山冰川工作会有诸多不便。1961年出院不久，他又随国家登山队去新疆的公格尔久别峰，并执行一项特殊的实验——冻伤手的人能否继续登山。实验的结果是成功的。从1957年起，50多年里，他曾十余次踏上青藏高原，踏遍祖国的高山高原和世界著名高山。
国家荣誉、科学考察，是上世纪50、60、70年代中国对于登山意义的定位。所有的登山活动，由国家来组织实施。崔之久教授的经历，是北大第一批登山者的写照。他们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登山科考事业紧密结合。崔教授曾写道：“我觉得事业需要追求者就像人需要事业一样。‘事业’遇到一个真心追求它的人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追求事业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和身体。这生命和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不全是他自己的了。”
北大最早投入我国登山运动事业的是崔之久、丁行友和马文璞三位先生，即1957年的贡嘎山攀登。那是我国独立组织登山活动的第二年，他们参与了我国登山运动事业的开创。特别是丁行友先生，在攀登贡嘎山活动中牺牲。1958年，国家首次筹备从我国一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这年夏季国家体委在北京香山举办登山训练班，为即将展开的攀登珠峰活动培养队伍。训练班学员中，北京大学应招入选者占科教界学员大部分。他们是地质地理系的万迪坤、姚惠君、黄万辉、赵国光；地球物理专业的邵子庆；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生物系的王凤桐、潘文石、马莱龄、梁崇智、宋森田、尚玉昌、李舒平。几乎在1960年我国首次攀登珠峰的同时，北大成立登山队，万迪坤担任队长。可惜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延续下来。但从那以后，在国家组织的历次重大登山活动中都有北大学子的身影，其中邵子庆在1975年珠峰活动中牺牲。北大的第一批登山者中，也有人终生坚持在登山的专业岗位上。如中国登山协会前常务副主席王凤桐先生。30多年里，登山使他失去鼻子、手指、脚趾，但他自豪地说：“我收获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对生命的热爱。”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造就了充满理想的80年代。80年代也是探险气氛浓厚的年代，开始出现民间人士参与和组织的探险。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热情，共同激发了悲壮的长江漂流和黄河漂流；年轻的李致新和王勇峰开始7+2的步伐。对攀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勇气，是这些前辈在1989年传递给山鹰社的重要信息。
今生：生命的高度
曹峻，是理解山鹰社、乃至民间登山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是山鹰社的第一批社员，山鹰社的第二任社长，参与了山鹰社的第一次雪山攀登（1990年），以及随后1991、1992、1993、1994、1995年的攀登，间隔两年（1996、1997）后，1998年带领山鹰社登山队登顶卓奥友。1999年和2000年，曹峻和山鹰社的朋友创办“山美天地”，为登山爱好者提供雪山攀登培训和服务。我在1999年加入山鹰社时，还参加过山美天地“心中有数再出发”系列讲座中的一次。由于种种原因，山美天地没有延续下来。2003年，曹峻参与筹建深圳登山及户外运动协会，并担任秘书长，致力于推动民间登山的规范化。
曹峻在《巅峰记忆》中这样描述中国民间登山运动以及山鹰社的作用：“民间登山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过去二十年期间，明显地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芽、逐渐成长。到1999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登山运动出现一个非常快的、爆发式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包括2000年的玉珠峰山难、2002年西峰山难。都是因为登山者对于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手段，还有些欠缺，导致了这样一些事故的发生。山鹰社在中国民间登山运动的推广当中，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她在心理上拉近了登山与普通大众的距离。以前心理上的感觉比较遥远。现在学生都可以参加了，心理距离就被缩短了。第二个方面是山鹰社每一次登山以后都把所有的文字、图片整理下来，形成报告，为后面的登山者提供很好的参照。”
如曹峻所述，民间登山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999年和2002年分别是两个重要的拐点。在1999年网络普及之前，中国民间参与登山运动的主要是少数高校登山队（北大山鹰社、清华山野等）和少数爱好者（如马一桦、孙平等）。从事登山运动的人数较少，至关重要的装备和资讯的来源也少。比如，山鹰社的第一批装备是北大和中国登山协会的前辈馈赠的70年代的装备；1995年和日本福冈大学登山队合登宁金抗沙，获得一批衣服、帐篷，这些装备直到2001年还在使用；直到1998年攀登卓奥友，获得OZARK的赞助，才有了整套的新型装备，这些装备一直使用到2002年。资讯方面，在1999年之前，山鹰社所攀登过的雪山大部分没有中文资料，主要参考的日本登山队的攀登报告。1999年网络开通之时，网上可以获得的登山资料，有相当部分是山鹰社整理的。
1999年至2002年期间，山鹰社以及其它民间登山队发生了一系列的山难事故。在这期间，山鹰社在1998年登顶卓奥友之后，试图寻找高校登山队的新方向，包括1999年的女子登山队、2001年的技术性山峰，至于2002的西峰是带有重上8000米的心理。这些尝试以两次山难告终，特别是2002年的山难，迫使山鹰社重新思考社团的定位。山难事故使得逐渐增多的登山者清醒地认识到登山的风险，主管部门也因此制定一系列的规定并提供培训。
到2003年，民间登山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高校登山队大量出现，国家和地方登协举办各种登山节，民间爱好者登顶了珠穆朗玛，网络上关于登山的资料大量出现，登山的装备在各大商场和户外店琳琅满目。一方面是大量的人群进入登山的行列，另一方面是只有少数人能接受规范的训练和指导，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缺口。自2003年以来，民间登山的关键词是“规范化”，即通过系统的培训和认证，帮助登山者树立正确的理念、掌握全面的技术。这也是曹峻在深圳登协所致力的工作。而山鹰社，则在2003年选择“登山训练”模式：社团提供一个平台，北大学生在其中学习攀登；社团不再尝试高难度、危险的攀登，攀登以训练技战术为目的，而不是追求登顶。此时的山鹰社，不再是1989年至1998年间的先锋，学生社团的局限性决定了她不能、也不必成为先锋，应成为平凡、稳健的高校登山社团。
在民间登山的第二阶段，不是山鹰社自身、而是山鹰社出来的老社员，为民间登山运动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个阶段，也是登山运动全面发展的时期，逐渐形成户外产业。老社员的努力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资讯方面的。在这个阶段，山鹰社整理的登山报告已经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但老社员编辑和翻译的书、拍摄的电影，则给登山者提供了系统的技术资料，参与塑造中国的登山文化。古拉（北大1990级）于2004年编辑出版了《山鹰社登山手册》，总结了山鹰社十五年的登山经验。2009年，孙斌和严冬冬翻译出版了《极限登山》；2010年，姜锐、单丹翻译出版了《攀登手册》，龚海宁、蒙娃翻译出版了《完全攀登指南》。2010年11月份首映的《巅峰记忆》，则是民间登山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登山电影。第二方面，有一批老社员从事户外行业，他们得益于登山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推动着这项运动的发展。比如曹峻参与创建深圳登协，将山地运动打造为深圳的城市名片；赵凯、赵雷兄弟一直在致力于攀登运动的发展和攀岩人才的培养；孙斌创办“巅峰探游”，提供全世界范围的内探险旅游；李兰是自由攀登者；吴起全创办“冰点商城”，利用网络销售户外装备。
来世：百年的山鹰
当我畅想百年山鹰的模样时，我并不规划她翱翔的轨迹。前方的天空有和煦的阳光，有温暖的气流，也有翻滚的乌云和闪烁的雷电。只要山鹰的胸膛依然流淌着攀登的血液，只要山鹰的翅膀依然坚强有力，山鹰必然能找到前行的道路。血液和翅膀，即文化和技术的传承，是铸造百年山鹰的关键。
文化传承，是山鹰对登山意义的回答。
梅斯纳尔对登山的贡献，不仅是一大串令人咋舌的壮举，还有这些壮举背后毫不含糊的哲学。他说：“本人意不在山，只对人的体验有兴趣——我可不是个自然主义者。我感兴趣的是人身上发生的事……威廉 布莱克写过这么一句话：人与山相逢，大事在其中。”
我们为什么要去登山？肖自强在《八千米生命高度》的序言里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山鹰社参与再造北大，并形成自己的文化和精神；早在1992年，林志炎就说山鹰社对北大的校园文化有“平衡作用”；张天鸽的话更是被一代又一代的队员们引用，登山“关于成长与爱，关于生命与自由”。这是山鹰社的第一个十年中给出的回答。
在第二个十年的前期，山鹰社经历了重大的山难。此后的每一次攀登都不能脱离山难的影响。山鹰社二十年的历程，她所产生的价值观念，面对外界的质疑，却显得孱弱。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传统，如果没有人曾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推断其感召力尚未壮大。英国、日本的登山传统，是一代又一代甘于为之冒生命之危险的登山者建立起来的。传统即传奇，没有一个又一个倾心投入的登山者所成就的传奇，也就没有传统。我不是鼓吹要为登山传统的形成去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是生命的代价我们无法完全避免。没有丁行友、邵子庆，中国早期的登山历史，不会使我们如此肃然起敬。山鹰社在登山上的牺牲没有成为中国登山传统的一部分，而被解读为学生的鲁莽和幼稚。这是山鹰社的悲哀。在西方，户外亚文化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缺乏探险精神，这是诸多论者反复提到的。民间登山十几年来终究不能摆脱依附性，沦为权贵式或垄断式的商业登山。自由攀登者的活动空间小，在文化上的影响力更是微乎其微。是的，我们爬了许多山，但人们更为理解我们对攀登的热情了吗？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登山？肖自强说，这是一个纯私人性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不过山鹰社应该有一个共识，每一位社员的回答的交集。如果山鹰的核心价值观不显著，就应去思考、提炼。如果山鹰的观念不够有力，就应使之有力。对于两次山难和六位罹难的队友，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和纪念。山鹰每年都积累许多文字、图片和影像，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制作更多的《八千米生命高度》和《巅峰记忆》。
技术传承，是山鹰对登山实力的保持。
学生社团的特点是人员流动频繁，基本上每年一换。这是优点，说明山鹰一点都不缺乏新鲜的血液。这也是局限，人员的流动，会造成登山技术水平的波浪式起伏。
如何避免登山实力的波浪式起伏？一种答案是老队员。随着山鹰社的成长，非现役的老队员也成为越来越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中，有的队员专门从事登山户外行业，更多的队员虽然在各行各业打拼，攀登的梦想未曾熄灭。建立非现役老队员的登山组织，并且在校外登山组织和校内登山队之间，实现良好的互动，这种类似于日本山岳会的机制，将是山鹰的一个方向。校内山鹰提供一个入门的平台，社员在这里学习登山。校外山鹰的自由度更大、资源更多，社员可以在这里实现攀登的梦想。校外山鹰的存在，可以消除或延后校内山鹰挑战更高更难山峰的冲动。校外校内的交流，可以保持登山实力的稳定。2009年山鹰基金的成立启动了校内外山鹰互动的第一步。2010年，山鹰基金的理事会决定筹建山鹰会，汇聚山鹰社老社员以及关心山鹰社的人士的力量，帮助山鹰社平稳发展，同时也开展登山户外活动。
如果在文化和技术传承这两方面建立良好的机制，那么我们便奠定了百年山鹰的基础。
结语
为了主持《巅峰记忆》的首映活动，曹峻专程从深圳回到北京。当他站到前台，面对挤满影院的观众——其中有他的导师崔之久老先生——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回想起二十一年前崔教授的追问，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大学生是否更具探险精神？北大的学子是否挑起了重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崔教授的追问。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两个问题的语境已经不存在了。崔教授当年的登山，是为了科学考察，为了国计民生。而目前的登山，则变成了登山者自我的实现，宏大意义的话语已被剥离。这种剥离还原了登山的本质呢，还是使得登山庸俗化？不求先人之迹，但求先人之所求。崔教授的道路，曹峻的道路，山鹰后来者的道路，不管如何千姿百态，总归不应脱离攀登的形式、无畏的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