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抵制的日本
在今天，一个坚决的日货抵制者可能会遇到的无穷多的困难。“日货”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车和电子产品，钢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出口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日本化学制品无处不在，而日本制造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角度来说，一个彻底的日货抵制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
据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度，这一计划(ODA)为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83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1651亿元人民币。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日货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手机。“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无论是中国的、瑞典的、美国的还是韩国的，”他说，“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机”这个词也来自日本。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当他们愤怒地提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就在无知无觉中使用了“日货”——“历史”这个词同样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学”。抵制者们的困难更多地来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齐呼企业口号，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在路上，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熊出没，注意！”它是来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经营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药妆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装的是中国城市女性难以抵挡的日式风格。到了晚上，当某位坚定的抵制者打开电视机时——当然是国产品牌——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使用一句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词，“产业报国”，它来自松下电器公司。
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起步的艰难时光，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的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韦尔奇和史蒂夫·乔布斯。
日本不再是中国的老师了吗？经济生活的细节可不能支持这一点。在北京西单的无印良品店中，中国顾客会面对日本人生产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叹息：为什么可以替顾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挂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