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信仰吗？达尔文先生

    中午坐在麦当劳看一本杂志，王书亚的专栏一如既往，满是悲悯与拯救。很奇怪我在读了多年的《圣经》与王书亚之后，仍能痴迷于王小波。前者歌颂恩典，后者赞美理性，其实都好过什么也不信的我们。

    转这篇影评，是因为想起前阵子一直走先生的帖子，有关达尔文的讨论曾激起众多朋友的关注。事实上，活在人间的凡人无法与云端的上帝对话，我不想再次探讨相关话题，只是向大家推荐王书亚优美的文字。

王书亚：法学研究者，大学教师，基督徒。

拓展阅读1：王怡的麦克风（福音版）http://www.artblog.cn/U/joshuawang/

拓展阅读2：《天堂沉默了半小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影评文集。

你有信仰吗？达尔文先生

——电影《造物弄人》

    过去一年，是达尔文200周年诞辰。好莱坞没引进这部英国片，因他们看到盖洛普2009年2月的民意调查，只有39%的美国人，相信进化论是一种可接受的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更有相同比例的美国人，摇头说，没听过这位大人物。
　　
　　这世界也真荒诞，我们花了一百年，让每个小学生都相信人是猴子变的。结果大半美国人，竟像桃花源的乡巴佬，田园归兮，落英缤纷，说自己不知有汉，也不知道达尔文。
　　
　　导演说，拍的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纠缠。拍的就是一个在爱与痛的边缘挣扎的达尔文。他的焦点不在进化论，但有许多汲取天地精华的画面，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各样活物。惊人而无言的美，可触摸的动作、存留，镜头充满了《创世记》的气质，而非《物种起源》的冰冷滋味。
　　
　　大女儿安妮夭折后，达尔文出现幻听、幻觉，在精神疾病中梦游，纠葛在女儿的回忆中。牧师诵读《创世记》时，他终于起身，离开了教堂。他与敬虔的妻子艾玛，开始陷入形而上的婚姻危机。艾玛坐在床边，对丈夫说，“你要和上帝作战，我们都知道失败的是你。你难道真不在乎，我和你可能会永生永世分离吗”？
　　
　　因这句锥心的话，这也是一部奇特的、属灵的爱情片。艾玛的忧伤，比一切青春恋人的忧伤更深入骨髓，甚至连骨头与骨节，都刺透穿过了，直到碰痛了与灵魂最接近的那个细胞。
　　
　　最大的爱情悲剧，不是生死别离。而是山盟海誓时，妻子说，山和海都是慈爱的天父创造的；丈夫却说，山川都是偶然、机械和不确定的。妻子相信，爱是永不止息；丈夫却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妻子说，我们的灵魂死亡之后依然相爱；丈夫却说，人死如灯灭。
　　
　　换言之，就是一个相信天长地久，一个只要曾经拥有。爱情经过肉体，就像经过装了空调的坟墓。因为从灵魂的深处，出发的那一刻，爱就已经失败了。
　　
　　最悲惨的婚姻，是两具肉体缠绕的时候，两个灵魂互不认识。我给一位独立导演，讲一个天堂相认的构思。两个陌生的灵魂在天堂见面，似曾相识，一路同行。直到最后，才认出他们原本是夫妻。那最后一刻的惊诧、激动，与羞耻、悔恨的糅合，达到他们一生爱与痛的巅峰。那位导演沉默了一会，说，你说得我毛骨悚然，真的把我吓到了。
　　
　　因为最形而上的危机，也是最具体生动的危机。达尔文在数年的犹豫和争战中，隐忍自己的观点。一半也出于对艾玛的爱。当托马斯·赫胥黎盛气凌人来找他，说，“快动笔吧，你已经杀死了上帝”。达尔文痛苦得瘫倒在地。他最在乎的，不是进化论对整个世界的冲击，而是对艾玛的伤害。他在日记中写到，假设全世界都不再相信恩典、爱和荣耀，不再相信上帝为我们安排了各自的命运。艾玛将陷入怎样的痛苦，去承受这世界千年未有的绝望呢。
　　
　　最打动我的，就在这里。好像海子那绝唱般的句子，
　　“姐姐,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我也不操心进化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只关切这种摒弃了设计论和目的论的世界观，对这个家庭的打击。事实上，达尔文的理论，等于否定了他和安妮当初的婚姻盟约及其誓言。这个家，如果放大看，就是整个人类。曾经，对上帝的信仰犹如灵魂的婚姻，把欧洲结合起来。如今，从他们一家开始，人类同居一床，却一半是达尔文，一半是艾玛。
　　
　　如果生命只是一切意外的总和。达尔文一家，就是这理论的第一个受害者。尽管每个孩子出生后，他都详细记录和观察他们的生长。但安妮的夭折，对一个父亲、而不是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只能是生命事件，而不是科学事件。这超越理性的、血肉模糊的痛苦，就像一位英国绅士，彬彬有礼地宣布噩耗。因着女儿的死亡，父母的结合在灵魂深处被撕裂了。伟大的科学家，心中长满了草，堵在里面，叫他无法呼吸。
　　
　　直到医治了他精神疾病的水疗医生，把他堵在门口追问，宗教不能给你慰藉，那么你有任何信仰吗，达尔文先生？若没有，这世上所有的水都不能医治你。
　　
　　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主要辩护士。他发明了一个词，叫不可知论（agnostic）。这个词从《新约·使徒行传》来。保罗在雅典讲道，说我看见城中敬拜的神明，其中有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他说，“你们不认识却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这也是荒诞。西方思想经过基督教两千年的浸润，却在达尔文和赫胥黎那一代，重新回到了“未识之神”的希腊传承。耶路撒冷有话对雅典说，两千年后，雅典终于捂住了耳朵。
　　
　　只是达尔文的理论，全然不顾它主人的痛苦。在他的幻觉中，安妮不断缠着爸爸，讲英国从非洲贩来第一只猿猴的故事。安妮临死前，蒙太奇的镜头，将猿猴死在管理员怀中，松开手的场面，和安妮在父亲面前闭目撒手的一幕，交错起来。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从150年前的达尔文，传染给后现代的观众。因为在达尔文的世界观中，他的女儿，就像一只猿猴那样死了。
　　
　　如果人的来源，与猿猴相同。人的死，也不能比猿猴的死多出任何价值。
　　
　　这是最残忍的镜头。之后，达尔文决心动笔。一百年后，达尔文的曾曾孙凯恩斯，写了一本传记《安妮的盒子：达尔文，他的女儿和进化论》，就是这部电影的原著。
　　
　　导演很有想法，尽管达尔文在书中，把人称为“objection”（客体），他却用“creation”（被造物）来为这部传记命名。还模仿了米开朗基罗的湿壁画《创世记》，将达尔文伸出去的手，和猿猴的手遥遥相连。意思是说，上帝创造了一个有着神的形象的亚当，达尔文也创造了一只后来会变成人的猿猴。
　　
　　罗素是达尔文的信徒，他说，人的一切盼望、信仰和喜乐，都是无数原子意外碰撞的产物。他欣赏达尔文，有一种不投降的绝望。问题是，在这骄傲的绝望背后，投降是向着谁举手，胜利又要在谁面前显耀呢。
　　
　　就像没有父亲的人，一辈子都在与假想的父亲作对。最后，艾玛亲自写好包裹，把书稿递给丈夫，说，去吧，你有权利出版。愿上帝饶恕我们。她继续和他生活，继续每天祷告，直到达尔文也死了，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墓地。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8期“电光倒影”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