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国土上应该有“漂”的权利

看到一篇刊载在《瞭望》上的文章——《京沪等大城市人口严重超载专家建议控制规模》。

    文中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并举例深圳土地面积只有1952.8平方公里，到2009年底人口已达1200多万(其中流动人口占85%)，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国第一。全市已面临土地、空间资源、水资源和环境资源等四个难以为继的局面；北京外来人口已突破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以现在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十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压力也是不堪重负。据上海市旅游局分析，内外环线之间是上海的人口新集结地区，人口密度在急剧上升；特别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数以百万计，他们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与户籍人口共享城市设施。目前，上海中心城区交通阻塞、管线老化、社会经济高密度、紧运行，使得上海市民中约有20%的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据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介绍，广州全市流动人员已接近600万，几乎与户籍人口773.48万人相当。外来人口的增多，城市人口的极大扩容，给广州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一系列隐患。”

    文中的专家建议控制京沪等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怎么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认为，目前北京甚至全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下，通过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有受访专家建议，控制大城市外来人口可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力提高中小城市的吸纳力，为大城市减压分流；另一方面，可通过经济杠杆来减少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控制人口规模，中国的户籍制度某种程度上已经在起作用了，我们本身并没有自由迁徙权，谁都知道北京、上海好，最好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都在哪里。正如文中所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旦拥有这些城市的户口，就可享受到这些优惠。山东高考生数量是北京的6倍，而北大、清华下达给北京市的招生指标却是山东的5～6倍。北京约一百多名考生中就有1人有机会上北大、清华，而在山东，4000多名考生中才有1个人有此机会，机会相差三十多倍。山东一些教育界人士感叹：‘这难怪很多外地人挤破头也要去北京！’”如果我们能自由迁徙，不用等到今天，这些人人向往的城市早已人满为患了。

    至今中国人会因出生地的不同，被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又因出生所在城市的不同，被事实上分成超大城市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等等。《中国社会导刊》有一篇文章《破解“同命不同价”的钥匙在法律之外》，文中写到：“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从法律上杜绝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往城市的可能性......导致了社会断层越来越深，不仅城乡的贫富差距日趋扩大，更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地位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存在严重的不对等。这种不平等几乎涉及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方方面面，教育、医疗、社保、税费、金融、甚至选举权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相比年少时的记忆，中国今天的城市管理已宽松了许多。1992年，我从内地一个小城市南漂到深圳，至今18个年头，虽然还不是深圳户口，但我已把自己当成了深圳人。“南漂的深圳人”、“北漂的北京人”与“东漂的上海人”，作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至少应该有“漂”的权利。相比依靠行政手段的控制我更赞成依靠“通过经济杠杆来减少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毕竟，这样还有梦实现的机会，希望有一天全体国民能真正伫立在平等的土地上。

                                                但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