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折射出的不是素质，而是文化！（转自天涯）日本人习惯在确定的组织体系中，按照确定的规则，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隐忍完成既定的工作，而中国人习惯在似是而非的组织体系中，面对捉摸不定的规则，以自己的灵活多变来推进目标的达成，所以两国相较，日本人敬业而死板，中国人散漫而灵活。
西方人从外表上无法区分同为黄皮肤的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但他们在候机楼里可以很容易区分这三国的旅行团。像士兵一样安安静静、整整齐齐站做一团的必定是日本人，除了领头的在发言讲话外，其他人都鸦雀无声，间或认真呼应领头人讲话时发出“哈伊”声以及九十度的鞠躬。乱糟糟炒作一团，每个人都脸红脖子粗像吵架一样，分不清谁是团长谁是团员的，必定是韩国团。而分做好几摊，每个人似乎都漫不经心或聊天或东张西望，同时又留意着领头的说话，时不时半真半假点头表示同意或理解领队讲话意思的，必然就是中国团。这个就直观地可以看出三国的区别，日本人是绝对的内向型规则动物，韩国人是毛躁而纷乱的动物，中国人则是听话而又散漫加狡猾的动物。
于战争，日本人井井有条，兵种联合，准备与攻击，一板一眼，所以当年正面战场国军和他拼正规战很辛苦，难以取胜，而中共的敌后游击战，满山乱钻，东放一枪，西放一炮，今天来个武工队放倒两个兵，明天跑来个县大队端了个炮楼，这种打法就超出了日本文化所能理解和应对的范畴，让他心烦意乱，焦头烂额，不能有效解决。这种战争文化上的迷惑对他们造成的困扰如此印象深刻，以致战后防卫厅竟然为此专门组织力量进行专题研究，一板一眼地分析各方资料、文件以及参战日本官兵私人记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推出了日本极少的二战军事研究专著《华北治安战》（中国人已有翻译，网上可以搜到），只是不知道以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否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军事文化。所以对日本作战，只要在军事技术、军事装备上相当或占优，再加上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管他如何英勇，都可以迅速战胜之，苏军诺门坎大捷是如此，美军太平洋战争是如此，中国远征军胜利也是如此，相信未来有可能的中日冲突，我们的胜着也在此。
于救灾，日本人按预先制定的文案进行应对，灾情申报、物资请领与发放以及救援，一切职能分工及应对程序都在灾前有完备的方案，并在灾后严格按方案实施，但最大的问题是灾前方案毕竟是“坐而论道”，即使经过事前演练，也难以完全覆盖真实灾难全面情况，况且，每次灾难都会遇到截然不同的新情况，这个时候死板的日本人就无法有效应对了，因为他们的文化和体制使他们不能迅速调整出新的应对方案来，这个相信本次日本大地震（其实应该叫太平洋大地震，因为震中远在最近的陆地——所谓震区仙台近两百公里的海上呢，距东京也更有三百多公里呢，所以我们有些记者跑到日本去后，夸奖其“震区”房子没倒塌实在让人感到很莫名“精英”）大家都看到了，无论是对灾民的疏散和救助，还是交通的及时打通，以及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物资的及时跟进，都非常低效，而核电站的问题，更是一群官僚远远坐在东京的官府里瞎扯皮，不知道调配全国各种核专业力量和装备进行及时处理，就傻指着东电一个企业笨拙地折腾，此外就是自卫队直升飞机九霄云外洒了点水雾，几辆警察用来喷示威队伍的水车滋了滋海水，就这还费了老鼻子劲，让各国领导人急的痔疮都快出来了。而中国人，虽然灾害准备的精细无法和日本人相比（特别是建筑防震质量），但灾难发生后，在原有应对方案的基础上，会根据具体情况立刻做出持续地新调整，并根据出现的问题采取“特事特办”，打破正常的行政层级、部门分工和办事程序，迅速加以应对，同时，灾民与非灾民也都不会如日本民众那般被动、死板地原地等待政府指令和救助，而是彼此间打破你我的界线，相互扶助相互帮衬，彼此一起主动地开展自救互助活动，所以在灾难面前，从个体来看，日本人都表现的是淡定、守秩序和敬业，但从总体来看，日本人就表现的是死板、呆滞和低效，相反，从个体来看，中国人表现的是激动和不守规则，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人表现的是激情、灵活和高效。
日本人灾后似乎很难像中国人那样将灾区伤员和民众进行有组织的对外疏散，其一是碍于地方自治，政府无法跨区组织疏散和搬迁，所以我们听到的只是政府“呼吁”辐射区灾民自行疏散到别的地方，这在中国简直难以想象。其二是就个人来说，日本人礼貌、安静、淡定表象下其实是“不愿麻烦别人”的文化心理，所以灾民个人也不情愿像中国灾民那样嗷嗷叫着要政府赶紧找车找地方疏散出去。而且他们这种文化有很严重的服从心理，所谓一切不可越轨，所以一动一静都一级一级等着上级的指示，因此他们不会有大规模自发的志愿者，因为潜意识里这是一种不合常规的行为，他们也不会有特别的抱怨，因为那样也是不合规矩的，有不满也都压在心里。而中国人自己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地震波过去了，一看自己没球事，球没事，掸掸灰热血就开始冒头了，于是一伙伙地自发驾车往灾区跑，救不了人，也要找到政府部门死缠着要点事做出点力，这个真是为世界各国所少见，虽然感觉很乱，但的确很可爱，也的确能帮不少忙。而且中国人虽然习惯了各种行政、政治之丑恶，但是并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将不满自觉地压在心里，至少还会骂骂娘吧？如果认为什么事做的太过分了，就不但骂娘，那就要闹事了，比如此次日本政府救灾的低效和混乱如果是在中国，一二十天后还饥一顿饱一顿的灾民早他娘的把官员从车里拖出来捶好几遍了，还听你在电视上谢什么鸟罪。
由此想到，二战时，日本人全体国民为了天皇小老头的“皇运”，四处舍了命征战“玉碎”，等小老头圣旨一颁， 立刻老老实实按“圣断”意思投降，任凭“敌人”占领，绝无反抗，除了一帮切腹自杀的，可那也是觉得是自己不够尽力，负了“皇恩”羞愧而已，这就是日本人的听话文化。而想象一下，虽然抗日时我们卖国的汉奸也不少，但在接受敌人占领这种大是大非面前，绝不会就大哥一句话就搞定，你皇帝老儿投降是你投降，哥几个拖上两杆枪，拉上七八个人就上山了，不给你闹个到处是“义军”咱不算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听话，但又不听话。
不过两国各自民族性的不同，体现的是文化背景的不同，各有优劣，各有利弊，不好说哪种文化好，哪种文化不好，更不能简单地说是哪国的国民素质不好。也许日本文化应该再增加些灵活和热情，中国文化里应该再增加些规则和未雨绸缪，双方若都有有识之士，在正确认识自己文化优点的基础上，对一些不足加以适当调整，相信都会得到各自民族新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