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古诗十九首》(1~6)

    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标题,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19首五言诗。它们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也不是一个有机构成的组诗。

 

    “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南朝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古诗”作品在梁代尚存59首(《诗品·古诗》),但今存仅30多首,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在梁、陈时,对“古诗”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已有异议。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即枚乘);其《孤竹》(指“冉冉孤生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指曹植、王粲)所制。”(《诗品》)大约由于“疑莫能明”,萧统《文选》把所选19首诗都归之无名氏,然而徐陵《玉台新咏》却又把其中的8首确定为枚乘《杂诗》。这样,在大体肯定“古诗”为汉代作品的同时,对于其中是否有西汉枚乘、东汉傅毅、汉末魏初曹植、王粲的作品,究竟是两汉产物或者都是东汉作品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明人王世贞就猜测其中“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艺苑卮言》)。现代学者大多摆脱了前人成见的纠缠,主要根据《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指出它们“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并论证它们应是东汉后期安、顺、桓、灵帝年间,约公元2世纪的作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取得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外戚勾结擅权,官僚集团垄断仕途,上层士流结党标榜,“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既获者贤已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徐干《中论·谴交》)在这样的形势和风气下,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他们离乡背井,辞别父母,“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然而往往一事无成,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之情,突出地表现了当时中下层士子的不满不平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真实地从这一侧面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评析】这是一首在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的相思乱离之歌。尽管在流传过程中失去了作者的名字,但“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陈绎《诗谱》),读之使人悲感无端,反复低徊,为女主人公真挚痛苦的爱情呼唤所感动。

  

    首句五字,连叠四个“行”字,仅以一“重”字绾结。“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远,兼有久远之意,翻进一层,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于是,复沓的声调,迟缓的节奏,疲惫的步伐,给人以沉重的压抑感,痛苦伤感的氛围,立即笼罩全诗。“与君生别离”,这是思妇“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的回忆,更是相思之情再也压抑不住发出的直白的呼喊。诗中的“君”,当指女主人公的丈夫,即远行未归的游子。

   

    与君一别,音讯茫然:“相去万余里”。相隔万里,思妇以君行处为天涯;游子离家万里,以故乡与思妇为天涯,所谓“各在天一涯”也。“道路阻且长”承上句而来,“阻”承“天一涯”,指路途坎坷曲折;“长”承“万余里”,指路途遥远,关山迢递。因此,“会面安可知”!当时战争频仍,社会动乱,加上交通不便,生离犹如死别,当然也就相见无期。   然而,别离愈久,会面愈难,相思愈烈。诗人在极度思念中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凡物都有眷恋乡土的本性:“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飞禽走兽尚且如此,何况人呢?这两句用比兴手法,突如其来,效果远比直说更强烈感人。表面上喻远行君子,说明物尚有情,人岂无思的道理,同时兼暗喻思妇对远行君子深婉的恋情和热烈的相思--胡马在北风中嘶鸣了,越鸟在朝南的枝头上筑巢了,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自别后,我容颜憔悴,首如飞蓬,自别后,我日渐消瘦,衣带宽松,游子啊,你还不归来啊!正是这种心灵上无声的呼唤,才越过千百年,赢得了人们的旷世同情和深深的惋叹。   如果稍稍留意,至此,诗中已出现了两次“相去”。第一次与“万余里”组合,指两地相距之远;第二次与“日已远”组合,指夫妻别离时间之长。相隔万里,日复一日,是忘记了当初旦旦誓约?还是为他乡女子所迷惑?正如浮云遮住了白日,使明净的心灵蒙上了一片云翳?“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这使女主人公忽然陷入深深的苦痛和彷惶之中。诗人通过由思念引起的猜测疑虑心理“反言之”,思妇的相思之情才愈显刻骨,愈显深婉、含蓄,意味不尽。

   

    猜测、怀疑,当然毫无结果;极度相思,只能使形容枯槁。这就是“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老”,并非实指年龄,而指消瘦的体貌和忧伤的心情,是说心身憔悴,有似衰老而已。“晚”,指行人未归,岁月已晚,表明春秋忽代谢,相思又一年,暗喻女主人公青春易逝,坐愁红颜老的迟暮之感。   

 

    坐愁相思了无益。与其憔悴自弃,不如努力加餐,保重身体,留得青春容光,以待来日相会。故诗最后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至此,诗人以期待和聊以自慰的口吻,结束了她相思离乱的歌唱。   诗中淳朴清新的民歌风格,内在节奏上重叠反复的形式,同一相思别离用或显、或寓、或直、或曲、或托物比兴的方法层层深入,“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式单纯优美的语言,正是这首诗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所在。而首叙初别之情--次叙路远会难--再叙相思之苦--末以宽慰期待作结。离合奇正,现转换变化之妙。不迫不露、句意平远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东方女性热恋相思的心理特点。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她,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为什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如此用心;为什么,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什么呢?望见了园久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无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波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何以造化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本诗定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的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本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 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如互易,又必格不顺。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词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无须说,这位诗人不会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当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 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候”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使读者看到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虽然这种个性化的典型性,在诗人握笔之际,根本不会想到。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这首诗与《古诗》中的另一首《驱车上东门》(见后)在感慨生命短促这一点上有共同性,但艺术构思和形象蕴含却很不相同。《驱车上东门》的主人公望北邙而生哀,想到的只是死和未死之前的生活享受;这首诗的主人公游京城而兴叹,想到的不止是死和未死之时的吃好穿好。 开头四句,接连运用有形、有色、有声、有动作的事物作反衬、作比喻,把生命短促这样一个相当抽象的意思讲得很有实感,很带激情。主人公独立苍茫,俯仰兴怀:向上看,山上古柏青青,四季不凋;向下看,涧中众石磊磊,千秋不灭。头顶的天,脚底的地,当然更其永恒;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呢,却像出远门的旅人那样,匆匆忙忙,跑回家去。《文选》李善注引《尸子》、《列子》释“远行客”:“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 《古诗》中如“人生寄一世”,“人生忽如寄”等,都是不久即“归”(死)的意思。 第五句以下,写主人公因感于生命短促而及时行乐。“斗酒”虽“薄”(兼指量少、味淡),也可娱乐,就不必嫌薄,姑且认为厚吧!驽马虽劣,也可驾车出游,就不必嫌它不如骏马。借酒销忧,由来已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经·邶风·泉水》),也是老办法。这位主人公,看来是两者兼用的。“宛”(今河南南阳)是东汉的“南都”,“洛”(今河南洛阳)是东汉的京城。这两地,都很繁华,何妨携“斗酒”,赶“驽马”,到那儿去玩玩。接下去,用“何郁郁”赞叹洛阳的繁华景象,然后将笔触移向人物与建筑。“冠带”,顶冠束带者,指京城里的达官显贵。“索”,求访。“冠带自相索”,达官显贵互相探访,无非是趋势利,逐酒食,后面的“极宴娱心意”,就明白地点穿了。“长衢”(大街),“夹巷”(排列大街两侧的胡同),“王侯第宅”,“两宫”,“双阙”,都不过是“冠带自相索”,“极言娱心意”的场所。主人公“游戏”京城,所见如此,会有什么感想呢?结尾两句,就是抒发感想的,可是歧解纷纭,各有会心,颇难作出大家都感到满意的阐释。有代表性的歧解是这样的: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主人公。“极宴”句承“斗酒”四句而来,写主人公享乐。

一云结尾两句,都指“冠带”者。“是说那些住在第宅、宫阙的人本可以极宴娱心,为什么反倒戚戚忧惧,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呢?”“那些权贵豪门原来是戚戚如有所迫的,弦外之音是富贵而可忧,不如贫贱之可乐”(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一云结尾两句,分指双方。“豪门权贵的只知‘极宴娱心’而不知忧国爱民,正与诗中主人公戚戚忧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从全诗章法看,分指双方较合理,但又绝非忧乐对照。“极宴”句承写“洛中”各句而来,自然应指豪权贵。主人公本来是因生命短促而自寻“娱乐”、又因自寻“娱乐”而“游戏”洛中的,结句自然应与“娱乐”拍合。当然,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未尝不“戚戚”,但口上说的毕竟是“娱乐”,是“游戏”。从“斗酒”、“驽马”诸句看,特别是从写“洛中‘所见诸句看,这首诗的主人公,其行乐有很大的勉强性,与其说是行乐,不如说是借行乐以销忧。而忧的原因,也不仅是生命短促。 生当乱世,他不能不厌乱忧时,然而到京城去看看,从“王侯第宅”直到“两宫”,都一味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全无忧国忧民之意。自己无权无势,又能有什么作为,还是“斗酒娱乐”,“游戏”人间吧!“戚戚何所迫”,即何所迫而戚戚。用现代汉语说,便是:有什么迫使我戚戚不乐呢(改成肯定语气,即“没有什么使我戚戚不乐”)?全诗内涵,本来相当深广;用这样一个反诘句作结,更其馀味无穷。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

这首诗写得很别致。全诗十四句,是主人公一口气说完的,这当然很质直。所说的内容,不过是在宴会上听曲以及他对曲意的理解,这当然很浅近。然而细读全诗,便发现质直中见婉曲,浅近中寓深远。且看他是怎么说的,说了些什么:今天的宴会啊,真是太棒了!那个欢乐劲,简直说不安,光说弹筝吧,弹出的声调多飘逸!那是最时髦的乐曲,妙极了!有美德的人通过乐曲发表了高论,懂得音乐,便能听出其真意。那真意,其实是当前一般人的共同心愿,只是谁也不肯明白地说出;那就让我说出来吧:“人生一世,有如旅客住店。又像尘土,一忽儿便被疾风吹散。为什么不捷足先登,高踞要位,安享富贵荣华呢?别再忧愁失意,辛辛苦苦,常守贫贱!”这段话,是兴致勃勃地说的,是满心欢喜地说的,是直截了当地说的。中间有用了不少褒意词、赞美词。讲“宴会”,用“良”,用“欢乐”、而且“难具陈”。讲“弹筝”,用“逸响”,用“新声”,用“妙入神”,用“令(美)德”,用“高言”。讲抢占高位要职,也用了很美的比喻:快马加鞭,先踞要津。那么,主人公是真心宣扬那些时人共有的心愿呢?还是“似劝(鼓励)实讽”,“谬悠其词”呢? 主人公是在听“弹筝”,而不是在听唱歌。钟子期以“知音”著称,当伯牙弹琴“志在流水”的暑假,也不过能听出那琴声“洋洋乎若江河”,并不曾译出一首《流水歌》。这位主人公,究竟是真的从筝声中听出了那么多“高言”、“真意”呢?还是由于“齐心同所愿,含意俱示伸”,因而假托听筝,把那些谁也不便明说的心里话和盘托出呢? 人生短促,这是事实。力求 摆脱“穷贱”、“轗轲”和“苦辛”,这也不能不说是人所共有的心愿。既然如此,又何必“讽”!“讽”,又有什么用!然而为了摆脱它们而求得它们的对立面,每个人都争先恐后,抢夺要位,那将出现什么情景!既然如此,便需要“讽”,不管有用还是没有用。由此可见,这首诗的确很婉曲、很深远。它含有哲理,涉及一系列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引人深思。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 不惜歌者苦,但伤敌意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慨叹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汉末文人,面对的却是一个君门深远、宦官挡道的苦闷时代。是骐骥,总得有识马的伯乐才行;善琴秦,怎少得了钟期这样的知音?壮志万丈而报国无门,--在茫茫人和事,还有什么比这更教人嗟伤的呢? 此诗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 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 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的(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 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什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吧?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传说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 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对于读者来说,便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有多么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水下滩”、“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 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但“摹写声音,正摹写其人也”(张庚《古诗十九首解》)。读者从那琴韵和“叹”息声中,不正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位蹙眉不语、抚琴堕泪的“绝代佳人”的身影?但妙在诗人“说得缥缈,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罢了(吴淇《选诗定论》)。当高楼弦歌静歇的时候,楼下的诗人早被激得泪水涔涔:“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人生谁无痛苦?但这歌者的痛苦似乎更深切、广大,而且是那样难以言传。当她借铮铮琴声倾诉的时候,难道不希望得到“知音”者的理解和共鸣?但她找到了“知音”吗?没有。这人世间的“知音”,原本就是那样稀少而难觅的呵!如此说来,这高楼佳人的痛苦,即使借琴曲吐露,岂不也是枉然--这大约正是使她最为伤心感怀、再三叹自的原故罢?但是,我们的诗人,却从那寂寂静夜的凄切琴声中,理解了佳人不遇“知音”的伤情。这伤情是那样强烈地震撼了他--因为他自己也正是一位不遇“知音”的苦苦寻觅者呵!共同的命运,把诗人和“歌者”的心连结在了一起;他禁不住要脱口而出,深情地安慰这可怜的“歌者”:再莫要长吁短叹!在这茫茫的人世间,自有和你一样寻觅“知音”的人儿,能理解你长夜不眠的琴声。“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愿我们化作心心相印的鸿鹄,从此结伴高飞,去遨游那无限广阔的蓝天长云!这就是发自诗人心底的热切呼唤,它从诗之结句传出,直身着“上与浮云齐”的高楼绮窗飘送而去。伤心的佳人呵,你可听到了这旷世“知音”的深情呼唤?正如“西北有高楼”的景象,全是诗人托化的虚境一样;人们自然明白:就是这“弦歌”高楼的佳人,也还是出于诗人的虚拟。缌的读者一眼即可猜透:那佳人实在正是诗人自己--他无非是在借佳人不遇“知音”之悲,抒写自身政治上的失意之情罢了。不过,悲愤的诗人在“抚衷徘徊”之中会生此奇思:不仅把自身托化为高楼的“歌者”,而且又从自身化出另一位“听者”,作为高楼佳人的“知音”而欷歔感怀、聊相慰藉--透过诗面上的终于得遇“知音”、奋翅“高飞”,人们感受到的,恰恰是一种“四顾无侣”、自歌自听的无边寂寞和伤情!诗人的内心痛苦,正借助于这痛苦中的奇幻之思,表现得分外悱恻和震颤人心。吴淇称《古诗十九首》中,“惟此首最为悲酸。”不知读者可有同感? 妙在飘忽有无间——谈《西北有高楼》中的以实写出虚   (诗略) 在“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可以说完全是借助于视觉的描写写成的,而《西北有高楼》则完全是借助于听觉的描写写成的。视觉的意象是具体的,所以诗中画面的构成比较实,为了不受画面内容的局限,使主题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诗人往往要用一些无实指的文字来破它,把画面中所形成的具体经验引到画面之外来,力图赋予它以普遍性的意义。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听觉的意象却完全是虚的。即音乐的符号是存在于时间中的,而不是存在于空间中的。“它创造了一个似乎通过物质运动形式来计量的时间意象,而这个物质又完全由声音组成,所以它本身就是转瞬即逝的。音乐使时间可听,使时间形成和连续可感。”这些虽连续可感但却转瞬即逝的符号对于人的听觉来说,本来就有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特点,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可感的,但却是不可知的。它们不像视觉符号那样具体和稳定,容得人反复地去欣赏和体会,它不是停留在眼前,而是直入心灵的。但是,诗是凭借文字符号来进行表达的。而文字符号又是存在于空间中的,这样静态的视觉意象就比较容易用它来表现,而流动性的听觉意象则不易用其来表现。因为相对于人的感觉来说,文字符号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要隔着它去感受一种比它更为抽象的符号(音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到了诗歌表现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才能把一种听觉意象用文字符号传达出来。在中国诗歌史上,《西北有高楼》可以说是最早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的作品之一。 诗的首两句由“高楼”起笔,给人一种高不可及的突兀感,同时不论在空间上还是感觉上都造成了一种隔绝状态。所以三四两句对“绮窗”、“阿阁”和“重阶”的描写就很具有一种表面之感。这四句描写都是不带 感情色彩的。至此,诗中的视觉描写便结束了。但是,视觉上停止的地方,正是听觉上开始的地方。前四句突兀的视觉意象已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高处的“绮窗”之上,就在其驻足仰头谛视的当儿,恰好意外地听到了从窗内传出的一缕缕似有若无的“弦歌声”。这种过渡安排得非常巧妙自然,丝毫不着痕迹。接下来从第五句到第十二句,诗歌中的笔墨就全部集中到了对高楼上飘来的阵阵弦歌声的描绘上。这种描绘是采取了一种顺承的方法。第五句刚一点出“上有弦歌 声”,第六句便马上指出其音响是“悲”的。这都是顺着人们听觉的接受顺序来的。围绕着这高楼上的悲音,诗人禁不住发出了好奇的疑问,在这样的情景下,有谁能奏出如此悲凉的曲调呢?接着他又用了一个典故,以推测的方式试着对其进行了回答。关于杞梁妻的传说,早在孟子的时代就已有了。刘向《列女传》中载,齐国人杞梁战死后,没有儿子和亲近的家属,其妻孤苦无依,乃枕其尸哭于城下,其声哀痛感人,闻者莫不为之挥泪,十日之后,城为之崩。所以古乐府《琴曲》中有《杞梁妻叹》的曲子。《琴操》中说:“《杞梁妻叹》者,齐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叹曰:‘上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将何以立吾节?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终,遂自投淄水而死。”这个故事的来源甚早,但各家的记载多不一致。 诗中这样设为问答的目的,显然是紧扣着“悲”字而来的。典故的运用,可以使人通过对该故事的联想,给这个抽象的概念提供一种可供参照的生动情景。即把这个“悲”字落到了实处。但是,诗中所写的实际情况却是,高楼上的“弦歌声”并不是一个“悲”字所能概括得了的,所以下面四句又再次回到了对音乐本身的注视,并通过乐音、旋律、节奏等方面,刻画了一种空灵缥渺,疾徐有致,低徊变化,清婉悠扬的音乐效果。“商”本是古代的五音之一。按照古代的乐理,“商”是金行之声(即在五行中对应着金),对应着四季中的秋季。《管子·地员篇》中就说:“凡听商,如离群羊。”足见清商音乃是一种悲凉哀怨的调子。这琴声缓缓地回荡在寂寞的空气中,仿佛有诉不尽的心事。低抑的琴声伴着阵阵叹息,更加深了这种悲剧的情调。全诗写到这里,对音乐的正面描写也就划上了句号,接着便笔锋一转,由音乐转向了对听曲人当下感受的描写。其中“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两句,既是全诗的一个转折,也是整首诗的点题之笔。这两句沉重有力,掷地有声。末两句紧承其意,对楼中人寄无限同情意,感慨颇深,令人回味无穷。 苏珊·朗格在论述音乐的基本特征时曾指出:“音乐的绵延,是一种被称为‘活的’、‘经验的’时间意象,也就是我们感觉为由期待变为‘眼前’,又从‘眼前’转变 成不可变更的事实的生命片断。”《西北有高楼》的结构基本上可说正是由这么三个变化过程构成的。该诗前四句自为一节,由“高楼”带出了音乐,令人产生期待之情。中间八句用充分的笔墨将高楼上飘来的“弦歌声”展现出来,使其呈显于人们的眼前。 末尾四句又为一节,将听曲人的感慨提升为一种不可变更的生命经验传达了出来。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实际的音乐与用文字描写出来的音乐之间的差别;对于实际的音乐,我们是通过听觉、情感上的紧张及一系列不可名状的心理波动来接受的。而对诗中所描写的音乐,则只能通过视觉、想象及与记忆中类似的场面的联系来体会。那么,诗就要给想象提供可能,并要设法激起人们对现实经验的联想。也就是说,诗要想法把抽象的音符中所传达的感情的流程用具体的意象符号转述出来,即要化虚为实,以实写虚。《西北有高楼》正是这么做的。 该诗首句先设置了一个虚拟的背景。所谓“西北”,所谓“高楼”,都含有某种孤独的意味,给人一种离群索居的感觉。接下来一个“悲”字就使楼上的弦歌声和这种环境合上了拍。然后在描写琴声的时候,又试图通过设为问答、用典、对曲调特征的提示等形式,一步步地将其指实,以求达到动人的目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读完全诗后,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从音乐中传达出来的那种情绪,而不是音乐本身。音乐的影子在我们的脑海里永远是飘飘忽忽,似有若无的。同样地,随着“弦歌声”而出现在诗里的弦歌人也只是她的精神面貌,是悲哀的化身。在这里人与音响就融成了一体,使我们感到虽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但却直到曲终而未见其人。有一种“其室则迩,其人甚 远”(《诗经·郑风·东门之墠》)的感觉。这样,我们对整个弦歌声的领会都是外在的,楼中人和外面的听曲者根本没有任何交流, 所以到了诗的结尾,我们甚至会对她的存在与否都产生怀疑,这就把前面所有被指实的 东西又推翻了。特别是末尾的两句空中送情的诗,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多少带有一种与“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 情恼”(苏轼《蝶恋花》)中所写的情景相似的人生感慨。只不过苏词是采用了一种全知视角,对墙里墙外都作了交代,所以显得较实。而《西北有高楼》则采用了限制视角来写,使人只知楼外,莫知楼内,因而更有一种虚空感。全诗以虚起,又以虚结,唯使点题之句显得特别实,从而达到了极佳的抒情效果。而古来评论此诗的,只有方东澍探得了这一妙处。他说:“此言知音难遇,而造境创言,虚者实之,意象笔势文法极奇,可谓精深华妙。一起无端,妙极。五六句叙歌声。七八句硬指实之,以为色泽波澜,是为不测之妙。‘清商’四句顿挫,于实中又实之,更奇。‘不惜’二句,乃是本意交代, 而反似从上文生出溢意,其妙如此。收句深致慨叹,即韩公《双乌诗》、《调张籍》‘乞与飞霞佩’二句意也。”。诚可谓句句皆中肯綮,固是知者之言。(周绚隆 原载于《名作欣赏》2000.6)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作以终老!

有许多动人的抒情诗,初读时总感到它异常单纯。待到再三涵咏,才发现这“单纯”,其实寓于颇微妙的婉曲表现之中。 《涉江采芙蓉》就属于这一类。初看起来,似乎无须多加解说,即可明白它的旨意,乃在表现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诗中的“还顾望旧乡,第路漫浩浩”,不正把游子对“旧乡”的望而难归之思,抒写得极为凄惋么?那么,开篇之“涉江采芙蓉”者,也当是离乡游子无疑了。不过,游子之求宦京师,是在洛阳一带,又怎么可能去“涉”南方之“江”采摘芙蓉?而且按江南民歌所常用的谐音双关手法,“芙蓉”(荷花)往往以暗关着“夫容”,明是女子思夫口吻,岂可径指其为“游子”?连主人公的身分都在两可之间,可见此诗并不单纯。我们不妨先从女子口吻,体味一下它的妙处。 夏秋之交,正是荷花盛开的美好季节。在风和日丽中,荡一叶小舟,穿行在“莲叶何田田”、“莲花过人头”的湖泽之上,开始一年一度的采莲活动,可是江南农家女子的乐事!采莲之际,摘几枝红莹可爱的莲花,归去送给各自的心上人,难说就不是妻子、姑娘们真挚情意的表露。何况在湖岸泽畔,还有着数不清的兰、蕙芳草,一并摘置袖中、插上发际、幽香袭人,岂不更教人心醉?--这就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两句吟叹,所展示的如画之境。倘若倾耳细听,你想必还能听到湖面上、“兰泽”间传来的阵阵戏谑、欢笑之声哩! 但这美好欢乐的情景,刹那间被充斥于诗行间的叹息之声改变了。镜头迅速摇近,你才发现,这叹息来自一位怅立般头的女子。与众多姑娘的嬉笑打诨不同,她却注视着手中的芙蓉默然无语。此刻,“芙蓉”在她眼中幻出了一张亲切微笑的面容--他就是这位女子苦苦思念的丈夫。“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长长的吁叹,点明了这女子全部忧思之所由来:当姑娘们竞采摘着荷花,声言要氢最好的一朵送给“心上”人时,女主人公思念的丈夫,却正远在天涯!她徒然采摘了美好的“芙蓉”,此刻以能遗送给谁?人们总以为,倘要表现人物的寂寞、凄凉,最好是将他(她)放在孤身独处的清秋,因为那最能烘托人物的凄清心境。但你是否想到,有时将人物置于美好、欢乐的采莲背景上,抒写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忧伤,正具有以“乐”衬“哀”的强烈效果。 接着两句空间突然转换,出现在画面上的,似乎已不是拈花沉思的女主人公,而是那身在“远道”的丈夫了:“还顾望归乡,长路漫浩浩。”仿佛是心灵感诮似的,正当女主人公独自思夫的时候,她远方的丈夫,此刻也正带着无限忧愁,回望着妻子所在的故乡。他望见了故乡的山水、望见了那在江对岸湖泽中采莲的妻子了么?显然没有。此刻展现在他眼间的,无非是漫漫公元 尽的”长路“,和那阻止山隔水的浩浩烟云!许多读者以为,这两句写的是还望“旧乡’的实境,从而产生了诗之主人公乃离乡游子的错觉。实际上,这两句的“视点”仍在江南,表现的依然是那位采莲女子的痛苦思情。不过在写法上,采用了“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张玉谷《古诗赏析》)的“悬想”方式,从面造出了“诗从对面飞来”的绝妙虚境。 这种“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与《诗经》“卷耳”、“陟岵”的主人公,在悬想中显现丈夫骑马登山望乡,父母在云际呼唤儿子的幻境,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诗中的境界应该不是空间的转换和女主人公的隐去,而是画面的分隔和同时显现:一边是痛苦的妻子,正手拈芙蓉、仰望远天,身后的密密荷叶、红丽荷花,衬着她飘拂的衣裙,显得那亲孤独而凄清;一边则是云烟缥缈的远空,隐隐约约摇晃着返身回望丈夫的身影,那一闪面隐的面容,竟那般愁苦!两者之间,则是层叠的山峦和浩荡的江河。双方都茫然相望,当然谁也看不见对方。正是在这样的静寂中,天地间幽幽响起了一声凄伤的浩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浩叹无疑发自女主人公心胸,但因为是在“对面”悬想的境界中发出,你所感受到的,就不是一个声音:它仿佛来自万里相隔的天南地北,是一对同心离居的夫妇那痛苦叹息的交鸣!这就是诗之结句所传达的意韵。当你读到这结句时,你是否感觉到:此诗抒写的思无之情虽然那样“单纯”,但由于采取了如此婉曲的表现方式,便如山泉之曲折奔流,最后终于汇成了飞凌山岩匠急瀑,震荡起撼人心魄的巨声? 上文已经说到,此诗的主人公应该是位女子,全诗所抒写的,乃是故乡妻子思念丈夫的深切忧伤。但倘若把此诗的作者,也认定是这女子,那就错了。马茂元先生说得好:“文人诗与民歌不同,其中思妇词也出于游的虚拟。”因此,《涉江采芙蓉》最终仍是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调”的“虚拟”方式:“在穷愁潦倒的客愁中,通过自身的感受,设想到家室的离思,因而把一性质的苦闷,从两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马茂元《论〈古诗十九首〉》)。从这一点看,《涉江采芙蓉》为表现游子思乡的苦闷,不仅虚拟了全篇的“思妇”之词,而且在虚拟中又借思妇口吻,“悬想”出游子“还顾望旧乡”的情景。这样的诗情抒写,就不只是“婉曲”,简直是奇想了!

据徐陵的《玉台新咏》,这首诗是西汉诗人枚乘的作品。

这是一首惜别的情诗。在古代农业社会里,生活是很简单的,最密切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夫妻朋友的关系,由于战争、徭役或仕宦,这种亲密的关系往往长期地被截断。这就成为许多人私生活中最伤心的事。因此,中国诗词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表达别离情绪的。就主题说,这首诗是很典型的。

诗大半是“触物生情”,这首诗是在盛夏时节,看见荷花芳草,而想到远在他方的心爱的人。中国人民很早对于自然就有很深的爱好,对自然的爱与对人的爱往往紧密地连在一起。古代人送给最亲爱的人的礼物往往不是什么财宝,而是一枝花或是一棵芳草,送别时总是折一枝柳条送给远行的人,远行的人为了向好朋友表示思念,逢到驿使就托带一枝梅花给他。这种生活情调是简朴的,也是美好的。这首诗的作者也是在自然中看见最心爱的荷花芳草,就想到把它寄给最心爱的人。头两句写夏天江边花香日暖的情况,气氛是愉快的;作者为着要采荷花,不惜“涉江”之劳,是抱着满腔热忱的。采到了,心想这么美好的东西只自己独自欣赏,还是美中不足,要有个知心人共赏才好。可是四面一望,知心人在哪里?四面都是陌生的人,不关痛痒的人,知心人却远在他方,这么美好的东西是不能得到他共赏的,我这点情意是不能传到他那里去的!我们读这首诗,要深刻体会“采之欲遗谁”这句问话的意味。承上两句而来,它是突然的转折,一腔热忱遭到一盆凉水泼来,一霎时天地为之变色,此中有无限的凄凉寂寞,伤心失望。它是一句疑问,也是一声叹息。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所思在远道”这句话的位置。难道诗人“涉江采芙蓉”时原来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吗?真是看到芙蓉芳草,才想到这位“所思”吗?“所思”是时时刻刻在他心头的。“涉江采芙蓉”也还是为了他。如果入首就开门见山,把他表出,诗就平板无味了。在头两句中他是藏锋不露,第三句一转,就趁势把他突然托出,才见出这句话有雷霆万钧之力。这句话是全诗发展的顶点,顶点同时是个转折点,一方面替上文的发展暂时作一结束,一方面为下文的发展作一伏线,所以照例是要摆在中间的。

古诗有时看来很直率,实际上很曲折。“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两句就是如此。讲究语法的人们在这首诗里会碰着一个难题,就是许多句子都没有主词,究竟是谁在“涉江”“采芙蓉”?谁在“还顾”?谁在“忧伤”?说话的人是个男子还是个女子?是男子“在远道”还是女子“在远道”?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解答,就要看对“还顾”两句如何解释。解释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还顾”者就是“涉江”者,古代离乡远行的照例是男子,照这样看,便是男子在说话,是他在“还顾望旧乡”,想念他的心爱的女子,“涉江采芙蓉”的是他,“忧伤”的也只是他。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还顾”者就是“所思”,不是“涉江”者,却还是“旧乡”的男子。照这样看,说话的人是留在“旧乡”的女子,是她在“涉江采芙蓉”,心想自己在采芳草寄给“所思”的男子;同时那位“所思”的男子也在“还顾望旧乡”,起“长路漫浩浩”欲归不得之叹。碰到这样模棱两可的难关,读者就要体会全诗的意味而加以抉择。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选择了第二个解释。这有两点理由。头一点:“远道”与“旧乡”是对立的,离“旧乡”而走“远道”的人在古代大半是男子,说话的人应该是女子,而全诗的情调也是“闺怨”的情调。其次,把“还顾”接“所思”,作为女子推己及人的一种想像,见出女子对于男子的爱情有极深的信任,这样就衬出下文“同心”两个字不是空话,而“忧伤”的也就不仅是女子一个人。照这样解释,诗的意味就比较深刻些。“同心而离居”两句是在就男女双方的心境作对比之后所作的总结。在上文微嘘短叹之后,把心里的“忧伤”痛快地发泄出来,便陡然煞住。表现得愈直率,情致就愈显得沉痛深挚。

热狗发表于2010-06-01 14:29  
分享到 
(1672次阅读/0个评论/0人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