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巴黎记

巴黎,本雅明称之为“19世纪的首都”。

在巴黎旅行的时候我只带了戴维‧哈维的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晚上在床上打开书读十分钟就能让自己进入睡眠状态，因为里面是从城市规划和空间改造、阶级冲突、资本再生产、身体政治等等角度解剖作为现代城市模板的巴黎————在19世纪中期的“诞生”。

尽管这是哈维比较平易的著作了，可读起来还是有点让我昏昏欲睡。相比之下，白天抽空去参观波德莱尔游荡过的拱廊街，在博物馆看古斯塔夫·库尔贝的绘画、杜尚的装置，在书店中瞥见后现代理论大师福柯的肖像，这些活动轻松有趣得多，可在我头脑中打旋的还是前晚在书里匆匆一瞥的现代性与传统、资本与文化生产、科学与情感之类的概念，或许，这是因为哈维解析的巴黎的病症至今还存在，而且蔓延到我走过的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就算我坐在奥斯曼大街的悬铃木下喝咖啡也躲不过去。

巴尔扎克、库尔贝、波德莱尔的19世纪的巴黎到杜尚、福柯的20世纪巴黎，以及今天的上海、北京、香港、台北、新加坡这些华人都会，在目前的景观社会中艺术、时间和空间到底有什么变化？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也许，至少要两次走入同一条河流我才敢说有一点心得，就像革命、战争这些惨烈事件，至少经历两次人们才会在血与火、罪与罚的炼狱里得到一些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

回想之前我对巴黎有一种奇怪的拒绝心理，尽管之前就好几次在巴黎转机，也有好几个月待在南欧的阳光下，可是我一直拒绝进入巴黎这座欧洲最有名的城市，我讨厌超级城市带有的那种怪兽一样的冷漠感。可现在我要承认，巴黎，这个19世纪的养料喂养的怪兽并不比20世纪长大的怪兽们更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