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徒步日记之长城篇（二）闯王破关处

京郊徒步日记之长城篇（二）

闯王破关处

2014年12月6日，星期六，天气晴朗，无风无霾。

徒步线路描述：从石头峡关东侧第一隘口，沿东边长城爬升，途经清水顶，长城结，进入八达岭古长城风景区，出景区到达本次穿越的终点东沟村。全程约10千米左右，累计爬升760米，累计下降810米，强度不大，属于休闲性质。本次穿越最高点为清水顶，海拔1239米。

自从上周六去过河北怀来境内的样边城段长城后，似乎对北京周边残长城来了兴趣。于是，本周末又继续向位于延庆与昌平交界山脊上的石峡关段残长城进发。

石峡关，位于八达岭长城以西，是北京西北长城上一的处重要军事要塞，与八达岭关城一起构成居庸关外围长城防御的重要屏障。据有关资料显示，石峡关修建于明万历年间，并于隆庆二年设守备，并驻重兵把守。当然，石峡关虽称其为关——现在只是一个地名或者是仅停留在文字上的概念——已经很难寻觅所谓关的蛛丝马迹，哪怕是残垣断壁，或者一砖一石；唯有通过山势与长城的走向，以及一个叫石峡村的自然村落，可以大致判断当年石峡关的位置，以及早已远去的金戈铁马。况且，一条现代的柏油马路穿山谷与关隘而过，已经习惯于上车即睡觉的游客，即使偶尔经过，也不会注意到这里曾经的硝烟，和湮没在枯草中的关城遗址。

正值隆冬的清晨，山谷中气温很低，薄雾未散。石峡村似乎还未从睡梦中完全醒来，没有袅袅炊烟、鸡犬相闻、小鸟叽喳，也没有早起忙碌的村民，一切都显得异常静谧。万籁俱静中，我矗立村头（在喧嚣城市中很难有这样一刻的宁静），试图勾勒出当年不是雄关、胜似雄关的大致轮廓，可惜一无所获，尽管也绞尽脑汁。

好在，石峡关，也许是宿命，注定要青史留名，不断被后人一再提起，演绎和再创造，虽然这仅仅只是一个地名，甚至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合。当然，这倒不是说，石峡关本身在长城防御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有多么重要，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如果重要，就不会如此早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只是因为三百多年前，有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曾提兵在此叩关，每当翻阅这段历史，特别是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偷袭，自然就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地名石峡关，地名因为人和故事的反复出现，而不断被提及，并被不断赋予的新的历史内涵，久而久之，地方是否还真正存在，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其实，这也正是徒步的真谛和爬山的乐趣所在，山川之秀美与历史文化之沉淀交相辉映。

这位农民起义领袖就是大明王朝的埋葬者，人称闯王的李自成。

公元1644年的春天，即明崇祯十七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的李自成兵出潼关，渡黄河，经山西，进入河北，出宣化，进入怀来盆地，京师在望，胜利似乎也在望，可一道蔓延起伏的山脉（北部燕山山脉和西部太行山脉在此相交）横亘眼前，拦住大军前行道路。山脉连同山脊上的长城构成大明京城北京的最后的一防线，突破此防线，就进入华北大平原，北京将无险可守，可以设想，崇祯皇帝不可能不在此设重兵把守，并据险死守，其实恶战已经在所难免，因为事关生死存亡。对李自成而言，要想一举突破西北防线，直捣黄龙，首选进军路线应该是沿有太行八陉之称的军都陉，即关沟大道（与现在的110国道大致重合），出南口，攻下昌平。这是骡马交通时代，北京地区西出山西、内蒙的一条交通要道，其实也是最重要一条，道路平坦，适宜大兵团作战和辎重通过，并且直线距离最近。但致命弱点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城——居庸关，死死地扼守着这条道路的咽喉；而且，关沟北端，有一座依长城修筑的雄关，即素有北门锁钥之称八达岭关城，古称北口。也就是说，李自成大军，若走关沟大道，进入北京，至少要经北口和居庸关两场血战。

李自成最初也确实试图走这条大道，但在八达岭关城，遭到明军守军的顽强抵抗，当然也是预料之中。不得以，李自成一方面派部队继续佯攻，自己却亲率大军，在当地老乡带领下，沿长城西进，一举突破石峡关段长城，沿白羊沟小道，经榛子峪、浇花峪、药材峪，大军突然出现在居庸关背后，迫使明军守将唐英投降，并直逼京师。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在皇城后的景山自缢身亡，明朝随之灭亡。

广为流传的京剧《三疑记》，就是根据这段历史改编。

这一年，朱由检34岁，继承皇位的第十七年；李自成比朱由检大4岁，建立大顺政权，自立为王的第二年。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也都渴望建功立业，不过，命运却截然不同，而这一切，又都由各自性格决定，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优柔寡断与当机立断形成鲜明对比。李自成与朱由检，石峡关与明皇城，这些人名与地名，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相互交织，使人浮想联翩。

我们这次徒步穿越的起点，可能是基于减小爬升强度方面的考虑，领队并未直接从石峡关登上长城（这一段破坏太严重），而是选择在石峡关东边隘口，也即靠近八达岭长城一侧。据同行的朋友讲，几年前，这段长城还一直保持原貌，经数百年风雨侵蚀，虽然显得有些残破，但雄姿与风韵不减当年，其实，残缺本身就是一种美，而且是更深层次的美。可不知何时，这段长城也被修葺一新，几百年前一钎一锤打磨出的条石，以及规整并刻有文字的城砖，可怜地、孤苦伶仃地地隐藏在被现代技术切割的类似“条石”和“城砖”仿古城墙中，岁月的沧桑感，荡然无存。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看到类似情形——说是维修，事实上是破坏，我一直在叩问，难道对历史文化遗产和遗址的保护，一定要推倒重来，这到底是商业利益的驱使，还是真心的保护，亦或是对遗址的毁灭性破坏。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又将是一个人来人往的新景区，今天的这分安静、沉思、追忆、遐想，只会保存在美好的回忆与记忆中。

当然，这种过度化的商业开发，不仅发生在长城沿线。前几天，有机会在江苏镇江作短暂停留，工作之余，漫步古运河以及运河旁边的千年古街——新河街，昔日，也许是两宋时期的青石板街，早已残破不全，但韵味犹在。可是，周围隆隆的轰鸣声，正在湮没古韵。长城、运河，这些人类共同的文明，正在被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所侵蚀。

沿着修葺一新的长城，不到半小时，全身还未发热，就比较轻松地登上这段长城的第一个制高点，并有一座现在复建的城堡——长城旅游景点上随处可见，没有任何新意。我向来对假古董不大感兴趣，趁大家在城堡上拍照留影之际，独自坐在长城外侧的台阶上，一边休息，一边悠然自得地欣赏长城内外自然风光：北边，怀来、延庆盆地尽收眼底，远处的官厅水库、海坨山（松山）隐约可见；顺着长城走向西眺，层峦叠嶂的山脉与蜿蜒曲折的长城相互映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古代劳动人民的巧夺天工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这段长城曾经厮杀声，又浮现在眼前。

其实，翻阅历史，或稍微做一点总结或联想，不难发现，有两个长城上的关隘与闯王李自成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就是这里的石峡关，另一个是继续向东的山海关。当然，就战略地位、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而言，石峡关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山海关相提并论，后者毕竟有“天下第一关”之美誉。但对李自成个人来说，二者几乎同等重要，某种程度说，前者更甚于后者，因为石峡关代表多年的梦想即将实现，是喜悦；而山海关则预示胜利后的失败，是遗憾，而且是终身。

1644年4月，农民起义部队攻入石峡关，颠覆大明王朝后不足月，还未从胜利喜悦中回过神来的李自成及其部将，不得不面临一次更大、或者说是生死攸关的决战，即史书上记载山海关大战。因为，就在李自成与崇祯皇帝鏖战时，关外另一只军事力量——由福临统治、皇叔多尔衮摄政的满清，正虎视眈眈，密切注意着关内战局。也许是麻痹，或许是忽视，更可能是被顺利冲昏了头脑，总之，李自成没有意识到，满清势力的潜在威胁，至少没有事先作出任何相关应对之策。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倒不是什么事后诸葛亮，李自成没及时有效地争取到大明旧将，掌握着明王朝最后一支精锐，驻扎在山海关的吴三桂的支持，从导致满清多尔衮入关的门户洞开。两个关口，两次事关命运的决战：石峡关一役，李自成取得江山；而山海关一仗，又转瞬丢掉江山，前后间隔不足一月，上演了两场决然不同的历史悲喜剧。事实上，这两次战役，不仅决定李自成个人的命运——无疑对李自成影响更加深远，也决定着朱由检和爱新觉罗·福临的命运，更决定着历史未来走向。正是这两场战役，朱由检和李自成先后退出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

三百多年后的1949年，同样是阳春三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从河北西北坡前往北平的路上，曾提出著名的“进京赶考”，以及能否“考及格”的命题。毛泽东同志胸有成竹、信心百倍地强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进京赶考”，如果要说这道考题内容，可谓一目了然，一直未变，即推翻旧政权之后，如何建设和巩固新政权，也即马背上可以取得政权，但马背上是否能守住政权。可惜，李自成作为一名农民起义的领袖，几十万大军的灵魂和核心人物，在攻破石峡关后，没有认真思考这道考题，更不用说如何作答，不及格甚至零分，其实是必然。十几年的南征北战，就此付之一炬，是遗憾，更是前车之鉴。人们常常喜欢把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归结为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认为吴三桂之所以投靠满清，是因为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扣押了其父吴襄，霸占了其爱妾陈圆圆。这也好理解，红颜祸水，历来是各种文学体裁创作演绎的源泉，比如商纣与妲己、吕布与貂蝉、夫差与西施，不过，这些女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真正影响到历史进程，真值得商榷和考证，其实好多也不足信。位于历史漩涡，并掌握实权的吴三桂，父亲与爱妾，可能是影响其决断，与满清联盟的一个因素，但不可能，也不会是最终于的因素。因为，如果吴三桂真的是为了父亲与爱妾，就不会与李自成反目，因为李自成控制着其家小的命运；事实也是这样，吴三桂投靠多尔衮后，吴家老小三十八口，无一幸免。可见，吴三桂所关心和首要考虑是，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大顺还是大清？家小与爱妾倒是在其次。李自成进北京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没有建立政权的长期打算，有点飘飘然，并开始享乐，试想，手握重兵的吴三桂怎能与其联盟。

继续上行，就到了此次穿越路线的最高点，清水顶，海拔1239米，也算是京郊千米以上的高峰了。这里长城和城堡还保持着几百年前的原貌，几乎没有人为拆除或修复痕迹，部分城墙虽坍塌，但傲骨犹存，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长城。站在最高点，东边的八达岭和西边的石峡关清晰可见，南边的峰峦叠嶂中掩映着居庸关。北口（八达岭关城）、石峡关、居庸关正好组合成一个三角形，北口和石峡关共同拱卫着居庸关，可谓固若金汤，坚不可摧，让人不得不佩服当时设计者的巧妙构思与良苦用心，但是否能真正起到设计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值得商榷。

1929年，为防止日益扩张的德国入侵，法国耗费十多年的时间，在法德边境构筑起长达400多公里的钢筋混凝土永久性军事工事，即马奇诺防线，把完全防御的军事思想推向极致，并成为法国人的骄傲，他们认为德国军队不可能逾越这道防线。一名英国陆军军官曾两次参观马奇诺防线，并在日记中感叹，不用怀疑，马奇诺防线确实天才设想，但法国本领可以做的更好，如果把钱花费在机动防御的装备上，比如更多的飞机和机械化师，而不是把钱扔进地下，效果会更好。1940年，德法战争爆发，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突破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阿登山脉，绕道马奇诺防线后方，马奇诺防线就此成为花瓶。

同样在二战其间，日本关东军采用当时最先进技术，也用了十余年时间，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构筑累计长达1700公里的要塞等防御工事，号称“东方的马奇诺”。1945年，苏联军队经大兴安岭，绕道防线后方，一举击溃日军守军。

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毫无疑问也这样想，如此严密的防御体系，李自成不可能突破居庸关，从西北进入北京。其实，如同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和日本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一样，从八达岭直下关沟取居庸关，是李自成首选的进军路线，但不是唯一进军路线。明军在八达岭居庸关一线的确防守严密，但北京西北西南近千里长城防线，不可能不出现一丝疏露。李自成兵出石峡关，绕道居庸关的后方，居庸关守将唐英，不战自降，历史经验何其相似，退一步讲，如果石峡关不能攻破，李自成还会选择其他行军路线。

前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在《闲来笔潭》一书中提到，“有人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我认为长城也反映了当时封建王朝偏于防御的战略思维，记录了统治阶级的软弱”。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中也谈到，康熙尽管下令不修长城，但也在经营自己的无形的万里“长城”——承德避暑山庄，用“怀柔”和“修德安民”代替单纯的军事防御，似乎更高明，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1691年，清入关后的第二皇帝，康熙发布上谕，“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于是，自秦始皇开始，延续两千多年的长城修筑与维修历史，就此戛然而止，李自成的石峡关和山海关之战，也成为冷兵器时代，长城烽烟与争霸的余音。

从清水顶下行不到两百米，到达内长城结的所在地，长城在这里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北延伸，可达九眼楼长城，城墙已经严重破坏，城砖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中间碎石，依稀可辨长城的踪迹；另一支向东南延伸，可达八达岭长城，我们沿着东南长城下行，很快到达八达岭残长城景区，也即此次穿越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