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副对联让我唏嘘不已

那一年，我从九寨沟返回成都，在友人陪伴下再次游览成都杜甫草堂。说是再次游览，那是20多年前的1991年，在考察攀枝花二滩水电站的厂址后，回到成都时曾经来过。说实话，那一次也就是到此一游的感觉，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而此次则不同，因乐山、峨眉山和九寨沟的一路游览下来，羡山川永恒，叹人生苦短，满腹的复杂情愫。从杜甫草堂侧门甫进，那清烁的杜甫铜像立即吸引了我的视线。那对世事曲折和无常命运的无奈，那种既不能兼济天下也不能独善其身，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的坎坷历程，都反映在这座雕像上。稍加观摩，即感心情沉重。再进一层院落，一幅对联终于把这种沉重情绪推向高潮，让我唏嘘不已，凄然泪下。对联是清朝人顾复初撰写，在众多的题诗和楹联中，他是懂得杜甫的，也是懂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联写道：“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对联寓意深刻，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大书法家何绍基何等的高傲啊，却用心的题写了该联。当代的大书法家于立群也曾题写。很大多人对联语的理解为：时代不同了，而江山依旧，可是历代以来，在祖国壮丽的河山里龙蟠虎卧的诗人，又有多少呢?下联作为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杜甫在这巴山蜀水之间过着流寓生活，可是却留下了长留天地的不朽诗篇，也留下了这长留天地的不朽草堂。

而我觉得，这幅对联的寓意比这要深刻得多。我对这幅联的理解是：虽然时代不同，但在相同的背景下有多少龙虎英才只能蜷缩着的生存，留下一些苍白的诗句算作百无一用的诗人；杜甫你老先生虽然也未遇明君，壮志未酬，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但你毕竟留下了一处月白风清的草堂以使灵魂有了归处；你还有名诗传世垂名千古。而言外之意则是你杜甫老先生啊，虽然贫病交加而死，但你比我们这些虽满腹经纶，但壮志难酬的人可强多了。这是多么凄凉而又尖锐的揭露和控诉啊，对历代命运多舛知识分子给予了多大的同情啊！

杜甫安史之乱后，流寓成都，就在成都西郊外的浣花溪旁筑茅屋而居，历时四年。就在这座简陋的茅屋里，写诗240余首。后来杜甫乘船顺长江而下，准备投奔朋友，可不巧的是，明明受到朋友的邀请，但当他携妻、子赶到时，朋友或者移居，或者远赴他任，总不能谋面，如此者三。最后在岳阳楼下，有人慕名给他送上船一块酱牛肉和一壶老酒，长期饥饿的杜甫因吃牛肉过多撑死了。

[资料]：杜甫于公元765年春天离开成都，顺长江向东飘泊。诗人离去不久，草堂便毁损颓败。五代时，诗人韦庄在成都做前蜀政权的宰相，他寻找到「柱砥犹存」的草堂遗址，便「重结茅屋」来表达对杜甫的怀念之情。北宋元丰年间（11世纪），成都知府吕大防再次重修，并把杜甫像画在墙壁上，使草堂具有了纪念祠堂的性质。以后历代，草堂多次重修，其中最大的两次，是在明代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代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杜甫当年「诛茅初一亩」的草堂故居，已成为今天供人们瞻仰、凭吊「诗圣」的纪念性建筑群，面积也扩展到240多亩（包括建国后扩建的梅苑与原草堂寺）。由于它既是诗人的故居旧址，又具有纪念祠堂的性质，因此整个园林与建筑便有机地融汇了这两者的特点：建筑风格古朴典雅，不作雕梁画栋的处理，也不很高大，而是接近于民居；建筑格局则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始终，主体建筑从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到工部祠都在这条线上，两旁以对称的附属建筑相配，其间又有溪流萦回，小桥相连，竹树掩映，显得既庄重肃穆，又清幽雅洁。漫步其中，我们不仅可以瞻仰凭吊诗圣，表达心中的敬意，还可以返璞归真，发思古之幽情。所以说，草堂是纪念性建筑与园林景观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顾复初是清康熙年间进士，授内阁中书，以奏对越次罢职，流寓成都而卒。因与杜甫流寓四川颇有相似之处，故作此联以表独特感概。上联用杜诗吊宋玉之句“萧条异代不同时”作为典故，感叹自己与杜甫虽不同时，但命运更为不幸，什么也没留给后人，身后只能是形销而迹灭了。可是作者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撰写了这副对联，所以他的名字竟得与草堂共存。人们觉得这幅对联在草堂众多的对联里是最出色的，所以将它悬挂于草堂的主体建筑“大「廨」”即是官署的大门两旁。这副对联写得非常含蓄婉致而耐人寻味。1958年毛泽东同志游览草堂时在这里仔细观赏，久久沉思。郭沫若称赞它是「句丽词清，格高调永」。

我在游览时仔细咀嚼，觉余味无穷。您能品出它的独特韵味来吗？

[资料]人日游草堂：杜甫草堂内设一柴门，过柴门，就是草堂的最后一个庭院。只见三幢建筑呈「品」字排列，「工部祠」居中，前边两侧西为「恰受航轩」，取自杜诗「野航恰受两三人」；东为「水竹居」，也取自杜诗「懒性从来水竹居」。这令人怀想到诗人在此居住时的那种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工部祠」是供奉杜甫塑像的飨殿，因杜甫曾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人称「杜工部」，所以如此命名。祠前有清代学者、书法家何绍基撰写的著名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从这副对联，可以引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杜甫同时代有一位叫高适的诗人，高、杜二人年轻时曾一起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登临抒怀，饮酒赋诗，畅论国事，结为诗友。杜甫避乱入蜀时，高适正巧也在成都附近作官，在经济上给了杜甫不少资助。二人常互寄诗歌，传递友情。公元761年正月初七（民俗称为「人日」），当时任蜀州也就是今四川崇州市刺史的高适寄给杜甫一首诗《人日寄左拾遗》，诉说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数年后，杜甫飘泊到湖南湘江，一日偶然从书箧中翻出这首诗，这时高适己经去世，诗人自己也处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悲惨境地，不禁睹物生情，潸然泪下，于是提笔写下《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抒发了对故友的哀悼之情。从此、高、杜人日唱和的故事，就在后代文人骚客中流传下来了。清代学者何绍基当然熟知这个典故，便趁在四川作官的机会，有意在农历正月初七这一天前来拜谒草堂，撰写这副对联。联中以「我」对「公」，并用「归来」作双关，表面上是说回到成都，来游草堂，实际上是含蓄地表达了他以杜甫继承者自命的深意。此联一出，许多文人墨客竞相效仿，于每年人日到草堂来吟诗题联。久而久之，竟演变为成都「人日游草堂」的地方风俗，并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