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为什么“抛弃”中国？

【心灵】为什么“抛弃”中国？

　　他们为什么义无反顾地放弃现在优裕的生活和地位，远走异乡。是追求幸福的生活，还是对自己的故乡失去了起码的安全感和信任？

　　故乡，对于中国人来讲，自古便具有非凡的意义，或许读书人会因功名千里赶考，商人为寻求财富远走他乡，在他们的心里和脚下，故乡永远是起点和终点。若非大道不行、战乱暴政，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将故乡变成遥不可及的远方。

　　近年来，移民却日益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身边的许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间，拥有了与自己不一样的新身份。他们为什么义无反顾地放弃现在优裕的生活和地位，远走异乡。是追求幸福的生活，还是对自己的故乡失去了起码的安全感和信任？

　　用脚投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曾有过两次移民潮，首先是197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国家公派留学生为主，伴有海外团聚、探亲及自费留学等。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中期到2003年，其间更多的国家敞开了技术移民大门，选择移民的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也有低端劳动力，比如保姆。

　　近年来，第三波移民潮已悄然兴起，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2009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约有6.5万人，其中投资移民申请人数较2008年增长数倍。在加拿大，1999年至2008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永久居民连续10年居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首，目前加拿大约有100万华裔人口，已成为该国第三大族裔。

　　即使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陷入困境，移民潮仍方兴未艾。根据贝恩(Bain & Co)近期的一份报告，多达60%的中国富人（资产净值在150万美元以上）已经决定或者正在考虑移民。在净资产在150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中，27%的人已经办完了移民手续。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曾有记者采访经济学家许小年，他坦陈："我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生，这两年最多的话题就是移民，原因是生意难做。"

　　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以加拿大移民为例，有人计算的结果是：平均下来，中国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的精英人士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加拿大家园网的数据显示，2011年加国移民部在吸收移民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将减少亚太地区移民总数，但北京签证处是个例外，总目标数由去年的7785人增至9425人，增幅超过21%。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有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中国的新移民潮呈现两个特征，一是流向美洲、澳洲、欧洲等发达国家，二是有能力并有移民意愿的人群，大多属于富豪或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精英阶层。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精英阶层对于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发生了根本变化，出走、迁徙不再是被迫或无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盲动，而是有规划追求幸福的理智选择。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新旧病症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处理，由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引发的愤怒情绪没有顺畅的渠道得到解决，整个社会积蓄着巨大的压力，身处这个环境的人们，开始失去起码的安全感。对于有能力移民的有产阶级而言，对这种压力最为敏感。

　　有底层官员经历的清末知识分子魏源曾在他的《默觚》中写道：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与古代不同的是，现在的"士"未必只是想考取功名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处于"乱亡之世"时，做不成"公孤"，却也不用避于荒郊野外的"阿谷"，而是可以移民。在这一波移民潮中，有一部分人群的身份倒是符合像魏源笔下的"士"。

　　2004年12月，潜逃加拿大的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至今仍在接受加拿大司法审查，其妻女早在2002年就以求学为名出国，并办理了移民手续。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温州鹿城区前区委书记杨湘洪，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的妻子，均通过在开平与华裔美国人假结婚，成为美国公民??

　　层出不穷的"官员出逃"案例都在表明，这些"士"只是利用权力在混乱之中攫取财富，根本没有"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责任意识。对于这些手握权力的官员，似乎也没有多少安全感，颇有"捞一把就走"的末世心态。某些官员的移民行动，在给我们身处的现实提供某种证明，以一种吊诡的方式为更多的移民提供理由。

　　令人尴尬的是，2009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甚至正式规定，明文要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这个规定似乎在表明，在某些地区，公务员"裸官"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移民，看上去是一个来去自由的个人选择，但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精英阶层，一旦对身处的环境失去信任，选择用脚投票，那将意味着社会艰难积累的财富和智识大量流失，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出走会带走一个社会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努力，带走个体奋发向上、改造环境的精神和灵魂。

　　毫无留恋？

　　在已经移民的中国人中，王先生的故事听来让人叹息。

　　上个世纪80年代，他是某市的公务员，仕途还算顺利，90年代下海经商，融资1000多万从事房地产行业，2006年移民加拿大，原因是"待不下去了"。

　　1997年，因有人匿名举报王先生偷税漏税、涉嫌关联交易以及侵吞国有财产，检察院带走公司6个人去搜集口供，其中包括王先生的哥哥，他在检察院的马桶上跪了一整夜，从那以后，兄弟俩的关系就日渐疏远。

　　王先生认定，匿名举报人就是他曾经的合伙人，一位税务局的公务员，因为王先生解除合作关系，且被讨还欠债而怀恨在心，从此以后，不断以各种罪名举报他。因为王先生秉性耿直，坚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也不同意任何形式的"合作"和"妥协"，在此后的5年时间里，多个部门一共调查过王先生9次，却找不到他犯罪的任何证据，最终只能作罢。

　　除了被频繁调查，王先生在温州的一个项目也莫名其妙地搁浅，政府就是不给他曾经买下的地块，王先生和公司员工与相关部门沟通160多次，6次诉至法院，均判王先生胜诉，但政府宁愿支付王先生每年18万元的赔偿金，也不愿履行合同。政府一直让王先生"等等，再等等"，王先生一等就是10年，把这块地从郊区等到市中心，也没能拿到手。

　　王先生决定移民，2006年，他接到移民手续获批的电话，心里觉得"一下子安全了"。

　　在加拿大，王先生还是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有一次经历让他印象深刻。

　　他和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却发现车没油了，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求助。五分钟内，警车却出现了。原来，王先生非正常行驶状况被警方监控到了，当得知原因后，警察在5分钟内叫来加油车，免费给王先生的车加油。警察解释说，这是政府提供的服务，不收费。也婉拒了王先生的小费："我们是公务员，不收小费。"

　　这像是一组对比，给予王先生无限的安慰--自己移民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生活在加拿大的王先生却一直没有断绝与国内的联系，尽管他已经疲于和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打交道，放弃了经营工作，但投资的项目还都在中国。

　　"还是大陆的钱好赚。"王先生说。

　　像王先生这样将移民视为"退路"和保障，生活在国外，工作在国内的精英人士不在少数。出于体制原因，国内经济一直存在机会不平等问题，出于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预期不乐观的心态，富人希望通过移民来转移财产和投资项目，在资产地域上进行多元化分布，寻求财富的增值。但国内游戏规则不规范，以及新兴市场的高成长性，又恰恰给资本投机与增值提供了土壤，国内外红利兼收，是精英移民较为普遍的心态。

　　除了事业和财富的长远考虑之外，还有几大因素刺激着精英阶层移民的神经。首先就是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就国内教育环境和水平而言，一个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993年，政府提出教育投入要占GDP的4%，至今已近20年，这个目标仍然没有实现。投入增长乏力、应试教育倾向不变、教育水平地区间差距不断加大等等问题，让中国教育从内涵到表象，都难以让民众满意。

　　其次是更健康的生活环境。开车要早起，不然可能会被堵在路上动弹不得；天气预报明明提醒空气质量良好，出门一看还是雾气昭昭；去市场买菜精挑细选也未必能躲开有毒的农药；去饭馆吃10次饭就有可能吃到一次地沟油，因为它的产量已经占每年食用油产量的十分之一。在中国生活，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能过滤毒物的强健身体，正是有这样的体验，才让那些有机会出国的人惊叹异乡的安全，醉心于洁净的空气和放心的食物而流连忘返。

　　第三是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养老等时下国人的"不能承受之重"，在国外似乎更容易解决。以加拿大为例，在北京二环内买一居室的钱，足以在渥太华买下200平方米的独栋别墅，公民享有终生免费的医疗服务，孩子有奶粉补贴，养老金覆盖所有人群??对于一贯重视未来保障的中国人来讲，西方国家的政府信用更值得信赖。

　　第四是更安全的财富氛围。企业家是有着灵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一个人的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在悄悄发生着改变。企业家们发现财富并不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感与归宿感，反而可能成为权力追逐的对象，让他们时刻处于被"均富"和被"仇富"的担忧和焦虑之中。

　　移民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总是意味着迁移和动荡，而要重新扎根一片陌生土地，需要付出辛勤努力和巨大代价。当精英阶层义无反顾地放弃自己的优裕生活，踏向未知的远方，仍然身处故乡的我们也应该看到，远方可以是幸福彼岸，也是我们观照自身的一面镜子，逃离既是个人寻求幸福的选择，也可以成为我们改变的动力。

　　精英阶层是社会的核心资源，企业家更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将经营企业与个人生活完全分开，生意在此处，生命在他乡，固然是企业家个人的自由选择，但就社会责任感来讲，总有一丝"逃避"的意味--精英群体的"末世心态"，比起那些腐败官员，更容易令人失去信心。

　　企业家的财富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意味着金钱的聚集，更应该是一种新价值观的创造和输出。现有产权制度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结构的改变不能仅仅依赖于权力阶层自上而下的改革，精英阶层倡导的新商业文明和文化价值，对普通民众更有影响力。

　　现代社会意味着"士"的内涵于外延的扩大，近年来国学在商业人群中的兴盛颇令人欣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精英阶层的自我认知，当社会核心解决了"我是谁"的根本问题，并以此作为拯救企业，拯救国家的入口，这个社会才有改变的希望和动力。

　　王石去哈佛学习商业伦理，张瑞敏去选择打造中西结合的企业文化，就是一种使命的担当，对于这些将企业经营内化为变革现实使命感的精英，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