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历史 文化 宗教 通识与科学研究话题下的：西藏

建议去西藏前，多看些相关的书籍，了解些背景知识。

布达拉宫是个典型的都纲式建筑，最不想看的就是它的金顶，如果你了解它的鎏金工艺的话，不知残害了多少工匠，每看到这些“金顶”，就联想到了那些中毒后苟延残喘的工匠。

珠峰我是爬不上去，我的朋友张良上去过，我看过一些照片，岩石是沉积岩结构。从地质角度看，喜马拉雅山脉是新生代的开始隆起，在第四纪开始影响世界气候，也有人说是在第三纪开始使地球气候变得恶劣。

有关青藏高原的隆起的一些说法

喜马拉雅山脉是新生代第三纪的开始隆起，在第四纪开始影响世界气候，也有人说是在第三纪开始使地球气候变得恶劣。

自第三纪始新世青藏高原全部脱离海侵(特提斯海消失）成为陆地后，在第三纪曾经历了两次上升和两度夷平，多种证据支持上新世末青藏高原的平均地面海拨高度不超过1000米，上新世末至第四纪初，青藏高原经历了大幅度的整体性断块上升（空间上有差异性），

第四纪时期有三个剧烈上升阶段：

早更新世上升使高原上升到了2000米的高度，季风形成，流水作用增强，高原内外均有巨厚砾岩沉积。

中更新世是构造强烈上升时期导致地形大切割，出现高原上最大规模的冰川作用，并继之以气候最温暖的大间冰期。

晚更新世以来青藏高原加速上升，平均每年上升量可达10mm以上，喜马拉雅山因强烈隆起成为季风北进的障碍，因而使高原内部变干，冰川规模相对缩小，高原及柴达木盆地中的盐湖均浓缩为盐类沉积。

我对这一带的地质环境变迁与气候变化有兴趣。

相对人文地理而言，我更喜欢自然地理，确切的说是喜欢地球地质演化时代的环境变迁。在自然环境变迁的前提下来解读人类发展，更有意思。

从另一个更大的空间尺度说，相对于45亿年的地球演化，人类不过是在地质年代的第四纪才出现，也就是近200万年的时间，而人类快速发展，也是近1万年的事情，有些学者把这一万年，称为“人类世”。

就人类的立场而言，自身的进化和文明，也遇到了新的问题：

全球变暖

臭氧层破坏

生物多样性剧减

土地退化和沙漠化

环境污染

人口剧增

另外还有人类本身来自不同人种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的矛盾。说人的事，觉得真累。

多年户外，包括多次进藏的人生感触：

我身上既有传统的“独善其身”与禅宗“自我解脱”的嫁接，又有“克己复礼”与佛教的乌龟人生哲学（《杂阿含经》讲述）的杂交，又有老庄的“无为”“自然”与传统“士”的澹泊，自然生活情趣的混合。追求自我精神解脱，适宜的人生与自然、澹泊的生活情趣，保持克制、忍让、和谐的性格。

人生的三条生活经验：

第一“事无顺逆，随缘即应，不留胸中。”

     任何事都以旷达、放任的自然态度对待；

第二“宿习浓厚，不加排遣，自尔轻微。”

     人的习惯都是本心的产物，不必去改变修饰，自然会归复本心的清净淡泊。

第三是万事不如求的本心的清净恬淡。

     人生最高的理想不是别的，而是认识寻求心理的平衡，任凭风浪起，我心如古井。

今生来生，罪孽功德，都是一念之动，一心之化，只要顿了本心，便可扫除一切外在幻象，明白了这些“法理精要”乃在自己的心灵之中，什么坐禅、念佛、苦行，都是野狐妖道，左道旁门。

我不求来生，也不在意轮回，天国地狱随意去哪都行。

人本是在新生代第四纪出现，中生代是爬行类主宰的世界，新生代是哺乳类主宰，人不过是哺乳类动物之一，人的进化和文明的进步也是近一万年的事情。人只能生活在地球的最外层的岩石圈上，向上空间不能超过10公里高度的对流层，向下只有在地表基岩的黄土堆积层挖些空间来利用，对岩石层的钻探也没有超过8公里。这天国地狱能在哪，也只有在人的心灵中。

《世说新语》讲过王徽之访戴奎的故事：“信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我欣赏这种“人生贵的适意”的人生哲学和情趣。

答复网友的言论收集部分：

下面有几个517网友谈到了“戒定慧”的话题，我也说点看法：

由于当年读书修过《印度文化概论》的课程，了解一些印度文化传承的基本知识，“戒定慧”的说法来自印度佛教，几位谈到禅宗六祖慧能有关，其实是与同时期的神秀有关。

可惜当年没有修习梵语，不能通读印度梵语原典，只能看一些翻译作品，翻译作品的水准历来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有“直译”与“意译”之说，这也说明翻译工作的是一个再创作过程。

现在手边有一本徐梵澄老先生的译者《薄伽梵歌》，对徐先生的作品我是倍加推崇的，他精通8种古今语言，精通中西印三种文化，被人们誉为“现代玄奘”，他以“精神哲学”的进路重新阐释古典，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其学术成就多方面、多领域。

与有些“知识分子”不同，这些人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骗子，根据这些人的品行操守亦可称这些人为“姿势分子”，虽可显赫一时，但终将难逃历史的审判。徐先生从不张扬,绝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视名利地位如浮云,不以出现于公众视野为务,不以听不到掌声喝彩为意,只是竟日为学不辍,笔耕不止,不声不响地做着“接续”精神传统的探讨,直至90多高龄生命的终点。

简单介绍一下徐梵澄先生的学知经历：
1926年考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
192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
1929年至1932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艺术史专业，研究美术史，攻读博士。
1937-1945年抗战期间,他先任教于中央艺专,后任中央图书馆编纂,兼任中央大学教授。
1945年,他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到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并研究古印度哲学
1951年,入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翻译、著述、讲学27年。
1978年底只身回国,经任继愈先生推荐,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
2000年，逝世。

印度佛教认为，人们必须借助自己的毅力，进行节制（戒）；用禅定的方式，收心殓性（定）；

印度《薄伽梵歌》第六章第十二颂说：
他在那里坐着，
把意识集中于一，
抑制心灵与感官的活动，
人们必须修习瑜伽，净化自己。
这段话便是说的这个“定”；而净化了自己，便是大觉大悟，涅槃新生（慧）。
这就是印度佛教对世界的理解与解脱的“戒-定-慧”三阶段方式。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个佛教禅宗“五祖传法”的公案。
禅宗五祖弘忍为了表示对弟子们一视同仁，用与前辈不同的“呈偈”方式来选择衣钵传人。

弘忍的大弟子神秀，本来是公认的衣钵继承人，他便用心写了一首偈语：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有尘埃。

樵夫慧能也写下两首偈语：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
何处有尘埃。

心是菩提树，
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
何处染尘埃。

神秀“时时勤拂拭”，便是指禅定工夫，莫使心灵外界尘埃。在神秀的偈语中完整的浓缩了印度佛教的“戒-定-慧”三阶段方式。人们只有通过这“戒-定-慧”三阶段的修行，才能向佛行靠拢。这也许是神秀多年修行，识文断字有关，毕竟大量的经书还是要看的，前人的修行经验要借鉴。

从慧能的两首偈语来看，不但抛开了“戒”，也抛弃了“定”。慧能认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可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人的本心就是一切，他是天生清净的，谈不上什么尘埃不尘埃，污染不污染，因此，只要直指本心，便能成佛。这可能与慧能不识字并禅龄较短有关，对“禅悟”的理解与大多数人不同。

弘忍倒是颇有改革精神和从善如流的气度，他看中了慧能，“夜至三更”，唤道堂内，说《金刚经》的妙旨给他听，并把衣钵传给他。并预言：
“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

于是，慧能便南下大庾陵，躲过了神秀一派的暗算，在韶州曹溪开始了禅宗“顿悟”一派的传法活动，称为“南宗禅”。留在北方以“渐悟”为特点的神秀一派，则被称为“北宗”。

后来，慧能被尊为“六祖”，慧能大概生活在公元638-713年，这时正值唐高宗咸亨、上元年间（674-675）。

上面叙述这个流传极广的故事，见于《坛经》，也许他在史实上有出入，慧能的门徒为提高南宗的地位有编造，也可能是慧能本人自吹自擂。因为在敦煌发现的抄本《楞伽师资记》卷一是把神秀当作弘忍的接班人，并说他：“伏膺高轨，亲受付嘱”，而对慧能，则只是把他弟子并列，只说他：“堪为人师”而已。

当然，《楞伽师资记》是神秀一系净觉所撰，也不排除为北宗争门面杜撰骗人的可能。我们今天也无须为死人去打官司，纠缠这段公案。主要知道一点就行：神秀的北宗沿袭的是达摩以来的半是传统、半是革新的禅学，慧能的南宗是禅学的彻底改革派。后来南宗压倒了北宗，一说禅宗，就是南宗。

平心而论，神秀一系比较守旧，而慧能对以前的禅学理论与实践有发展。

神秀恪守传统的“一行三昧”说。
慧能也讲“一相三味，一行三昧”，但他更注重“空”，这个“空”，正是人的本心，这种彻底虚空的世界观在理论解释上比北宗精致的多。

就成佛的解脱实践说
神秀讲的是一种长期坚韧不拔的苦苦修行，这与印度禅法比较接近，传说达摩也曾面壁九年。
时时拂拭，天天坐禅，麻烦而且不易，慧能设计了一种简便工夫“顿悟”。
在慧能看来，本心即佛，佛即本心，何必多绕，顿悟本性，立地成佛。

在大唐武则天、中宗年间，神秀及北宗，很受宠信，神秀号称“两京法王，三帝国师”。这与《坛经》及南宗的一些记述有出入。

唐安史之乱后，南宗禅压倒了北宗禅。肃、代、德三朝之后，南宗禅更兴旺，淹没了禅宗之外的所有各个流派，后来成为释子的大都是禅僧，成为禅宗的全是南宗。